亞洲版IMF總裁之爭 中國和日本博弈頭把交椅

　　對于東盟與中日韓的政府部長們來說，要一致選定一名研究室主任并不容易——即使事先已做充分協調工作，但在年度會議依然不能解決問題。

　　說是一個研究室主任，本質上則是亞洲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的雛形，因此，利益攸關方都竭力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國和日本的博弈則是僵局的根本。

　　西安會議議而無果

　　2010年11月，東南亞聯盟組織(簡稱“東盟”)與中日韓三國(即“10+3”)負責財政、金融事務的副部長級官員，在中國西安召開年度會議。來自“10+3”各成員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東盟秘書處等國際組織的100余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率領由財政部、央行、外交部、香港金管局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并與越南財政部副部長聯袂主持此次會議。

　　審議“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籌備情況的議題，原本并不為外界所關注。然而，由于兩個主要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取得共識，甚至有嚴重分歧，從而格外引起外界關注。也就是說，原定于此次會議確定該辦公室主任的人選，但最終并未出爐。各方遂承諾在2011年的年會上再次討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對于這個研究室主任的人選，中國、韓國和日本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日本的候選人是一位高層官員，擁有海外知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曾領導日本財務省的國際局工作。在過去一年里，日本重點推出的這位候選人得到一些國家的認同，中國一度也表示同意。但是在年會上，中國卻表示反對。

　　從此次會議透露出的信息來看，“10+3”國家中，中國和日本是這次會議的焦點國家，特別是中國代表團立場的微妙變化引起各方強烈關注。有日本媒體分析認為，由于中日摩擦近期持續不斷，導致中國改變了原先較為柔和的態度，決定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反對日本人擔任這個職務。

　　亞洲版IMF命途多舛

　　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就是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指的是東亞區域貨幣儲備基金，其作用是為金融危機時需要援助的經濟體提供資金援助。截至2010年，該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但東盟各國比較傾向于將其發展為亞洲版的IMF，有掌握宏觀貨幣政策調控的實際權力，而日本一直在倡導并試圖掌管這個機構。美國反對，中國立場則較為模糊。

　　AMF從第一次提出到雛形，前后經歷13年之久。日本提出這個想法后，遭到了IMF的強烈反對與美國果斷的拒絕，主要原因還是擔心日元會挑戰美元，影響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當日本轉向中國尋求支持時，中國選擇了沉默。

　　在13年間，“貨幣雙邊協定”和“多邊互換”是兩大關鍵步驟。特別是1997年與2007年的兩次金融危機，給東亞各個國家都帶來極大沖擊。IMF在危機中沒能及時救助，并且還時常附加嚴苛的條件，招致東亞國家的不滿。建立亞洲自己的IMF的理念逐漸被東亞國家認可。

　　不過，AMF雖被IMF一票否決，但東亞各國制定的“清邁協議”卻得到美國和IMF的首肯。2000年5月，“10+3”財長在泰國清邁共同簽署“清邁協議”，通過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的提議，允許在亞洲各國資金短期急劇流動時，從鄰國獲得資金幫助。

　　這一協議對區域貨幣合作來說，是重要的第一步，這在當時有效地提振了中小經濟體的信心。不過，由于涉及的內容比較龐雜，可互換的金額額度又較小，能發揮的作用有限。還有，用于救助的資金其實由各國“分別保管”，沒有從各國的外匯儲備中獨立出來。這也是金融危機產生時無法及時應對的另一個原因。

　　誰管1200億美元?

　　因此，在2007年5月，各國一致同意將“清邁協議”多邊化，向AMF邁出了第二步。變雙邊為多邊的過程，就是建立一個資金儲備池。將每個國家分別保管的緊急資金，放入一個共同的“大池子”里，為處于危機時的成員體提供一定比例的貸款。同時，這個區域的儲備庫還將設立專門的監督和管理機構，對區域經濟進行監控，同時制定資金的使用規則。

　　從2007年到2009年，各國就出資規模、借款條件、監測機制做了一系列研究。中國央行先后和印尼央行牽頭研究出資幣種、借款條件等要素，和泰國央行共同牽頭研究出資結構和管理人等要素。至2009年，各國就1200億美元的區域儲備庫的主要要素達成一致，其中中國和日本的出資份額均為384億美元，各占儲備庫總額的32%。

　　區域儲備庫的設立，帶來了新的難題：放在哪兒?誰來管理?錢如何使用?按照誰的利益來設計?

　　AMRO就是要負責將一整套規則、制度從無到有設立起來。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區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說，如果AMRO成為實權機構，將會在目前1200億美元地區儲備庫資金的使用上發揮很大的作用，不僅負責執行標準的執行，還將負有評估、監測等職能。

　　這與IMF的機構組織十分相似，根據出資份額決定各成員國的表決權，并且與該國在申請經濟救援時所能獲得的資金掛鉤。

　　AMF很有可能將包括兩方面的職能，一是對區域經濟進行監控，定時出版研究報告等，給出政策性意見;二是資金的使用條件、貸款額度和是否有附加條件等。

　　不過，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專家劉軍紅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在主任的人選塵埃落定之前，這個機構將如何發展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問題，包括管理機制、委員會設置、管理規則設計等。

　　劉軍紅認為，如果談到真正能夠履行AMF的職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不論中日兩國誰能夠當選AMRO的主任，都意味著將會擁有東亞地區的更大的主導權。一是由于AMF能夠指導新構建的東亞地區的區域性合作，二是因為AMRO背后，是貨幣金融體系的構建，將對未來世界的政治、主權問題都帶來影響。{page_break}

　　中國的兩大劣勢

　　事實上，中日兩國在過去多年中，一直在試圖影響AMF的形成和發展，使其更利于擴大自己的地域影響。中國“競選”研究室主任一職最有利的砝碼，就是AMF所基于的10+3的合作框架，可以說是中國一手搭建的。

　　在過去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與東盟從對話伙伴提升到戰略伙伴，貿易額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2010年年初，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中國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合作已經遍及各個領域。

　　據有關專家介紹，中國在這期間的合作政策大多讓利于東盟，為了給予東盟進一步深化合作的信心。在這方面，雖然日韓兩國也在不斷推進與東盟的10+1，但是到現在，其合作的程度，仍不能與中國相提并論。

　　不過，中國也有兩大劣勢：日本擁有比中國更多的份額;人民幣的影響力不及日元。

　　從表面看，中日雙方出資額“并列第一”，各為384億美元，占儲備庫總額的32%，但中國份額里包含中國香港42億美元;另外，東盟出資240億美元里面，有200億美元實際上是日本提供的貸款，渠道是官方開發援助(ODA)。

　　劉軍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以上這些都還是體制內的份額，還有很多體制外的貸款。2009年，日本為東盟提供了一個“金融穩定框架”，在各國危機的時候提供經濟援助，金額大概是670億美元。同時，日本政府還以貿易和保險的形式，提供了金融和貿易保險，大概有200億美元以上。實際上，日本體制外提供的各式援助大約有870億美元以上。

　　另外，在區域外匯儲備庫中，日元能夠作為儲備貨幣，而人民幣尚且不能自由流通。這對于中國整體上的軟實力，也造成了一定影響。

　　劉軍紅說，將多邊協議中的互換貨幣變為儲備貨幣，實際上是降低了人民幣的地位。2002年，中國與日本所簽訂的雙邊貨幣互換協定，曾為人民幣打造了與日元相等的地位。但是在將其轉化為儲備基金時，由于人民幣不是儲備貨幣，所以地位被削弱了。這使日本在AMF有更大的主導優勢。

　　中日博弈的美國因素

　　在2010年10月的東亞峰會上，美國和俄羅斯宣布將于2011年加入峰會。對此，一些學者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很可能完全改變原先的東亞合作格局，也對中日之間的主導權起決定性的影響。

　　1999年，經濟學家黃范章曾撰文指出，如果因為亞洲貨幣基金的設立，可以使美日兩國因在東亞經濟上的利益分歧展開爭奪，對中國不無好處。然而10年后，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難再讓美國視而不見。對此，劉軍紅表示，由于日本是美國的盟國，美國還是更有可能對中國施壓。這一趨勢從奧巴馬的亞洲行，和借朝韓事件高調進行軍演，都可以看出端倪。這更加劇了情況的復雜性。

　　另一個方面，有專家認為，要警惕日本通過主導AMF而大力推行日元的國際化。在1997年提出AMF建議被拒絕后的10年中，日本反復在各種場合不斷推進AMF的建立。

　　劉軍紅解釋說，推進地區日元和構建日元儲備機制將為日本帶來不少的好處。不僅能確立其在東亞地區的主導權，制約中國的發展力量，還能使日本從美國和IMF處贏得一些獨立性。另外，日本希望通過擴大日元在東亞經濟的影響，逐漸形成“日元區”，期望能夠形成日、美、歐三極體制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

　　然而，外交學院日本問題專家江瑞平認為，日元的國際化大勢已去，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日本想要再實現日元的國際化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于加入AMF之后，中國如何更好地推進東亞區域合作，劉軍紅認為，一方面，中國要加大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這樣才能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中扮演更加積極地角色;另一方面，中國在參與構建AMF的過程中，要注重與國際大環境的接軌，搭建的大框架要爭取與國際組織如IMF的目前框架相匹配，才能在國際舞臺上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東亞合作的重點仍然在中日合作。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蘊嶺曾指出，目前，中日仍未達到一個高層次的共同戰略階段，它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至關重要。如果中日在東亞自由貿易區、金融合作、安全戰略以及地區機制建設方面不能享有共同利益和彼此聯合，東亞區域合作的一體化就沒有可能實現。

　　由于中日兩國都希望自己的代表能夠坐頭把交椅，主任人選的設定必將經過艱難的角逐。但多數專家認為，東亞合作必須要依靠兩國的共同協商，雙方都要有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