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補洞”到“求生存” 華為面臨新的“極限挑戰”

      在美國商務部計劃針對華為修改出口規則后，巨大的不確定性籠罩著整個半導體行業，大家一邊等待華為的發聲，一邊探尋新的合作模式。

     5月18日，在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首日會議上，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就在開場演講中說道：“過去一年對于華為來說是非常艱難的一年。去年進入實體清單的時候，我們手忙腳亂，一直在和客戶、合作伙伴、華為員工進行溝通，絕大多數都能理解，現在我們還在繼續溝通中。禁令給我們的經營和風險管理帶來巨大壓力，但好消息是我們還活著，并且研發、庫存都大幅增加。”

       在“補洞”的挑戰之下，華為平安度過了2019年，而2020年的山峰更加險峻，郭平直言：“求生存是華為現在的主題詞。”

      面對美國的進一步行動，華為有所預判，“對于兩天前的新規，很多情況還不太清楚，還在評估中，后續業務的發展還沒有一個清楚的判斷。華為作為ICT設備和終端公司，能夠做到集成電路的設計。但是超出之外的能力并不具備，所以我們在努力地尋找怎么存活。”郭平向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媒體說道。

     當天，華為也對出口管制新規做出正式回應：華為強烈反對美國商務部僅針對華為的直接產品規則修改，“本次規則修改影響的不僅僅是華為一家企業，更會給全球相關產業帶來嚴重的沖擊。長期來看，芯片等產業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礎將被破壞，產業內的沖突和損失將進一步加劇。美國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打壓他國企業，必將削弱他國企業對使用美國技術元素的信心，最后傷害的是美國自己的利益。”

新一輪的競爭已經展開，郭平表示：“預計我們的業務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尋找解決方案，也希望客戶和供應商與華為一起盡力消除此歧視性規則帶來的不利影響。”

迎難而上“求生存”

        面對打壓，在2019年，“補洞”成為了華為的主旋律，“技術發展受到很嚴重限制，因此過去一年來華為加大研發投入，單是研發費用投入 1317 億元，同比增長30%，存貨也高達1674億元，同比增長 73.4%。”郭平告訴記者，“包括重新設計超6000萬行代碼、1000多塊新的單板、新的供應物料進行新的選擇等等，我們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和代價。這些投入導致我們服務不中斷。”

華為消費者BG全球生態發展部總裁汪嚴旻談到了終端生態HMS在海外的進展：“不能使用谷歌生態后，（我們）被迫發展HMS生態。過去一年中我們加大了投入，尤其是在開發者使用平臺和技術平臺。去年5月16日之后加大了HMS生態的投入，目前有超過140萬的開發者，和2019年初相比增長了150%。”

      從2019年業績看，華為維持住了增長。但是，郭平表示，去年營收大概和原先的計劃相差120億美元，去年每個季度的增長也在不斷下滑，同時獲得合同和以往相比有更多的困難。

     雖然美國對于華為的打壓越來越猛烈，郭平仍表示，華為正艱難地生存并且努力地向前發展，并且堅持全球化發展，而非走向封閉孤立。2019年，華為對美國采購金額高達187億美元，只要美國政府允許，非常愿意持續采購美國產品，但也會培育更多供應商。

      華為在繼續強化“備胎”的同時，也在加速供應鏈的重塑。此次美國改變出口規則，主要瞄準了華為的芯片制造相關產業鏈。作為華為芯片代工的核心供應商，臺積電在5月18日對媒體表示，公司不披露特定客戶訂單細節，并且臺積電一直遵守法律和適用法規，正在評估新出口管制措施的影響。

另一方面，華為也通過增加庫存儲備來做好過冬的準備。中信電子在報告中表示：“從華為資產負債表里可以看到，2018年、2019年間，華為的存貨大幅增加，這里面主要增加的是原材料，2018年原材料占存貨的比例達到了近年的峰值37.5%，2019年存貨占收入的比例達到新高19.5%。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華為在2018年、2019年大量囤貨了相關元器件及產品，以備不時之需。整體來看，歷史上美國供應商自制裁開始至恢復對華為供貨需要大約2個月時間，而華為自身有一定存貨周期，雖然短期或將面臨一定壓力，但大概率不會導致完全停供。”

一位半導體從業人士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可能像去年一樣，下發禁令之后再給企業臨時許可證，目前規則的細節尚不清楚。

美國步步緊逼

      事實上，美國對于華為的打壓并不是這兩年突然心血來潮，在過去的近20年間一直不間斷地針對華為進行調查、起訴。然而在這些過程中，華為不僅沒有變弱，反而茁壯成長為通信行業領軍者。

     記者梳理看來，在美國“卡”華為的歷史中，有三個關鍵的時間點。這兩年手段兇狠了不少，但是美國的邏輯有其延續性，依舊是在通信行業、底層技術、知識產權等方面進行利益爭奪。

第一個節點是華為初崛起的2003年，思科起訴華為，認為華為侵犯了其知識產權，起訴到最后，華為、思科最終各自發表聲明和解。一年后的2004年，華為經營困難，差點決定賣給摩托羅拉，結果最后沒有談攏。當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就提出了極限生存假設，如果華為繼續，那么就要做好有朝一日，與美國競爭的準備。

     果不其然，常態的競爭很快開啟。從2007年以來，美國幾乎每年都會有針對華為的行動，一系列的收購被阻止。從2007年至2012年期間，華為欲收購的3com、2Wire、3Leaf 均被叫停，在美國的招標也被干預。

     到了2012年，華為又迎來第二波硬戰的節點。2012年10月，美國眾議院發布報告，認為中國兩家通信設備生產商華為及中興可能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將兩家企業擋在美國市場門外。眾議院報告中還提及了思科，因為報告表示“有證據顯示，華為漠視美國公司和實體的知識產權”。

     而就在2013年，華為首次成為通信行業營收第一名，登上寶座。可以看到，近10年的兜兜轉轉，其實有很多重復的訴訟和議題。各種目的與通信產業競爭糾纏，使得圍繞著華為的圍獵事件異常復雜，且牽涉甚廣。但是這么多年以來，美國并沒有舉出華為的“實錘”，反而通過另一種方式“洗白”了華為。

直到2018年，第三個關鍵的轉折點來臨。2018年8月，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第889條要求，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然后又在年末發生了華為高管事件。緊接著，2019年5月16日，一聲驚雷，美國直接將華為納入實體清單，隔斷了一些美國企業和華為的合作。華為不得不重新調整方向，并拿出潛心研究已久的備胎，旗下的芯片設計公司海思進入大眾視野。今年美國則直指海思，欲掐斷芯片的制造環節。

      更重要的是，半導體也是支持通信、5G發展的底層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通信界發生了一件事情。2016年華為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2019年時，華為的人選票數高于高通，當選了全球5G標準協會主席。雖然中國沒有力壓美國通信產業，但是這標志著中國通信廠商在5G時代有了更高的話語權，兩國之間的產業邊界在碰撞。

     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在演講中表示，中國的技術攻勢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5G技術處于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5G所依賴的一系列技術，包括半導體、光纖、稀土和材料，中國已經開始將所有這些元素國產化。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成。而美國和盟國之間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從而維持強勁的競爭地位？這時間窗很短，因此美國必須迅速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