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企業有多少能晉級“一流”

　　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效益更多地取決于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而標準則處于知識產權領域的最高層次。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千方百計地控制國際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利用各種技術標準建立貿易壁壘，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所以說，掌握標準已經成為掌握專利技術的最高形式。誰的技術成為標準，誰就掌握了市場的主動權，可謂“得標準者得天下”。

　　標準化取得關鍵性突破

　　隨著綠色環保觀念的流行，發達國家推出了以生態紡織品標準為代表的一系列技術標準，而我國有超過80%的企業還不太了解生態紡織品方面的技術信息。很多企業還未真正意識到環保問題的緊迫性，對生態標準和生態紡織品的概念尚處于被動接受執行的狀態。這種情況已不能適應國際市場潮流。缺乏相應的功能性評價方法和標準，所制定的標準和規則既不能及時反映技術的變化，更不能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為此，“十一五”期間，我國加快了紡織行業標準的制定。

　　根據《紡織行業“十一五”標準化發展規劃》要求，“十一五”期間紡織標準化基礎工作取得了關鍵性的突破。一是通過制定行業發展急需的關鍵技術標準，修訂滯后于行業科技發展的標準，提升標準技術含量，調整標準結構，優化標準體系，提高紡織行業標準的總體水平。二是積極推進標準化工作的國際化進程，增強紡織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通過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工作，促進我國優勢行業標準國際化，逐步提高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主導地位。三是建立標準化信息平臺，提高紡織行業標準化服務水平。通過建立高效、準確、及時的紡織行業標準化信息服務和管理平臺，提高標準化服務水平。四是推動紡織行業標準化工作與產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機結合。通過制定新材料標準、生態紡織品標準、功能性紡織品標準、重點產品和市場急需產品標準，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十一五”期間，我國紡織行業有關部門加強了與歐洲紡織品研究機構，特別是奧地利紡織研究院、德國霍恩斯坦紡織研究院等機構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以促進信息的溝通，使我們能及時把握國際上生態紡織品研究的前沿信息，從而建立和完善信息庫群。同時，在吸收消化國外標準的同時，加快了我國生態紡織品標準的完善和版本升級的步伐，以逐步擺脫被動接受國外標準的局面。建立和完善了生態紡織品檢測技術標準，注重尚未成熟項目的檢測方法和尚無具體檢測方法的項目研究，提升了我國在生態紡織品評價領域的綜合實力。

　　爭當游戲規則的制定者

　　作為全球最大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我國理應在紡織標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我國紡織檢測技術的研究單位和儀器生產企業應改變僅憑現有標準規范進行研發生產的工作模式，根據最終產品的要求和目標以及對紡織品、紗線、纖維及其半成品提出的考核要求，研究新的檢測方法和儀器設備。

　　檢測方法和儀器的研發應在充分發揮常規項目檢驗優勢的同時，集中科研力量，重點攻關，首先在一兩個項目上取得突破。在檢測方法上應注重結合現代科學儀器，注重前沿科技的應用，注重高效、快速和高靈敏度的檢測方法和儀器的開發。例如在紡織品異味檢測上，嘗試開發頂空-氣相色譜和電子鼻等技術;在羊絨纖維檢測方面，可以利用拉曼光譜技術建立一種快速簡便、非破壞性的分析檢測標準，還可以利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如遺傳標記、DNA生物芯片分析法對毛紡產品質量進行監測。這些前沿性的檢測方法和由此產生的檢測標準不僅可以解決現有的檢測技術存在的問題和局限，而且還將轉化為領先的國際標準。

　　面對新的市場格局，我國紡織企業應該力爭充當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更多地參與國家行業標準乃至國際標準的制定，并運用標準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占領產業競爭的制高點。生態紡織品標準體系建設是一項持久的系統工程，也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只有切實加強生態紡織品標準化的管理工作，提高我國紡織品的生態質量水平，才能使我國紡織業的科技創新能力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推動我國由紡織大國轉變成紡織強國。這也是《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所期待的。

　　從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獲悉，未來5年內，我國紡織行業將以新材料標準、生態紡織品標準、功能性紡織品標準、重點產品和市場急需產品標準為重點，制定新標準144項;其中國家標準項目65項，行業標準項目79項;同時修訂2000年以前的標準325項;還將加大標準化經費投入，建立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引導企業研究、應用和宣傳標準，使之成為標準化工作的主導者、投資者和受益者;優化標準制定修訂工作機制，讓標準制定過程更透明、公開、可控制、可監督，使標準利益各方有效參與，保證標準間的協調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