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雇主：低工資的能力正在不斷減弱

　　為H&M、Gap和瑪莎百貨(Marks&Spencer)等西方品牌生產服裝的孟加拉服裝工人，近期在首都達卡制造了一場騷亂，他們憤怒地燒毀汽車，并搶劫商店。通過這種方式，他們的工資上調了80%。

　　他們是全世界工資最低的服裝工人。此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將從11月起生效，他們的月薪將從23美元漲到43美元。這是4年來他們的第一次漲薪，而在此期間，食品和燃油價格大幅飆升。不過，當局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到每月75美元，這令工人們感到憤怒。

　　“這點錢不夠工人們及其家人維持生計。”孟加拉全國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阿米魯·哈克·阿明(AmirulHaqueAmin)表示。該工會大約有2.3萬名成員。“包括食品、衣服、居住和醫療等在內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孟加拉當局逮捕了三位著名的勞工維權人士，指控他們騸動騷亂。這三人否認了這一罪名。

　　然而，對于希望躲避中國工潮和勞動力成本上漲影響，把更多生產轉移到亞洲其它制造業中心的跨國零售商來說，孟加拉工人的憤怒無異于一記警鐘。

　　孟加拉、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亞洲制造業中心雖然起步時成本比中國更低廉，但隨著食品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也面臨著不斷增多的勞工運動和巨大的漲薪壓力。

　　“該地區各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中，不存在漲薪壓力的國家不多。”

　　總部位于孟加拉的“亞洲虎資本”(AsianTigerCapitalPartners)執行合伙人伊弗提·伊斯蘭(IftyIslam)表示，“雇主支付極低工資的能力正在不斷減弱。”

　　遍及亞洲各地的漲薪要求，反映出在這些增長速度超過西方(它們的市場)的經濟體，就業機會正不斷改善。

　　“亞洲經濟增長迅速，充滿活力，這對工資構成了上漲壓力。”伊斯蘭表示。

　　在柬埔寨，政府近期把最低工資標準上調21%，由每月50美元上調到61美元。這低于柬埔寨273個工會中較激進分子所要求的水平，但工人們沒有真的舉行為期3天的全行業罷工。

　　在越南，在高達9%的通脹率沖擊下，工人們去年共舉行了200次罷工。例如，去年4月，一家臺資鞋廠近萬名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加薪。

　　在印尼，地方當局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印尼工會頗有勢力，擁有數百萬會員，在勞資談判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2008年，雅加達把本地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0%，至每月近100美元，但該國偏遠地區的工資僅為這一水平的一半。

　　不過，印尼紡織業也發生了多起罷工，上月在萬隆就發生了一次為期一天的罷工，來自各紡織廠的4萬名工人上街游行，抗議電費屢次上漲。

　　“物價飛漲，而我們許多會員都要養家糊口，送孩子上學。”西爪哇省服裝業工會主席穆罕默德•帕蓬(MochammadPapon)表示。該工會成員來自14家紡織廠，大部分是女性。他們正計劃本周發動罷工，要求加薪。

　　在印度，芬蘭手機制造商諾基亞(Nokia)、德國汽車配件制造商博世(Bosch)、韓國的現代(Hyundai)、沃爾沃(Volvo)，以及無數本國企業都面臨著不斷涌現的勞工運動。{page_break}

　　但談到工人們的憤怒，哪個地方都沒有孟加拉強烈，就連該國總理謝赫•哈西娜•瓦吉德(SheikhHasinaWajed)也表示，現行的最低工資“不僅太低，而且不人道”。

　　孟加拉上次上調最低工資是在2006年，自那以后，當地糧食價格上漲了31%左右。而那次上調最低工資之前，該國整整12年沒有調整過最低工資。Sommilito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納茲瑪•阿克托爾(NazmaAkter)表示，工人們“想掙錢維持生計，卻幾乎無法糊口，日常用品對他們來說都十分昂貴。”

　　工廠主們表示，上調后的最低工資標準在當前全球市場上算很高的了。但達卡一位致力于維護勞工權益的人士寇斯德•阿蘭(KorshedAlam)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工人們的購買力明顯減弱。他表示：“他們的憤怒完全情有可原。”

　　然而，在涉及服裝廠老板的利益方面，孟加拉當局較為敏感。在該國議會的300個席位中，服裝廠老板占據了29個。還有許多議員在服裝廠入股。批評人士表示，這些利益關系使得當局不愿真正與勞工團體打交道。

　　“根本不存在什么勞資關系。”阿蘭表示，“他們的態度完全是傲慢和專制的。工廠主和政府自認為在幫助工人。他們不把工人當工人看——而是象對待乞丐一樣對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