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不能當“過勞死”的旁觀者

　　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60萬人，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

　　《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規定的七種應當認定為工傷的情形中，無一提及“過勞死”。第15條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這一條款看似為“過勞死”找到了法律基礎，但在實踐中，很多“過勞死”并不是在工作時間倒在工作崗位上。

　　敘述到這里，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一種心痛的感覺。在“過勞死”這個現象上，我們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可是“過勞死”竟然還存在法律硬傷。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雖然在勞動者保護上，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然做得不錯，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而隨著形勢的變化，這些短板逾顯其絀。這也提醒我們，迫切需要根據變化的形勢，與時俱進地推動勞動保護立法，盡快把“過勞死”納入工傷范疇。

　　立法是需要的，但在這過程中，是不是只能耐心等待?這里不能不提到工會的作用。《勞動法》第41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才可以延長勞動時間。”如果這一條款得到落實的話，很多加班根本不可能實現。但在實際上，大多數加班，并沒有征求工會和勞動者的同意，更不要說協商了。并不排除現實中有一些主動加班。但要看到，當主動加班成為普遍狀態時，單位文化往往存在重大問題，而這同樣是工會的責任所系。

　　工會存在的全部價值，都是為了保護勞動者權益而來的。在整體勞動力過剩、就業不充分的背景下，單個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面前，是沒有多少話語權的。如果工會不能起到“撐腰”作用，那么勞動者權益的受損，也就成為了必然。當一個單位勞動者權益出現普遍而重大損傷時，可以說，都存在一個打醬油的工會。這也是人們想問的，面對“過勞死”的存在，工會是否應該發揮作用，應該發揮什么作用?現實中很多工會，滿足于一年給勞動者爭取幾百元的福利，這無疑是對職能的自我弱化和自我矮化。

　　在很多方面，我們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還有許多的世界第一值得我們去追求。但是，“過勞死”世界第一的帽子不要也罷，這頂帽子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格格不入。從問題導向出發，一方面，我們應該從制度方面去考慮如何使法律法規真正保護勞動者，在制度上該建立的要建立，該完善的要完善;另一方面，則應該發揮工會的作用，讓工會真正成為勞動者的“靠山”。工會不能當“過勞死”的旁觀者，只應該成為“過勞死”的終結者，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可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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