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質檢國際合作專家解讀公平貿易與貿易摩擦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全球總需求不振,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明顯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我國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全球總需求不振,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明顯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我國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外貿發展機遇與挑戰共臨。做好進出口公平貿易工作對維護出口貿易環境,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為此,技術貿易壁壘資源網專訪了資深質檢國際合作專家郭力生,作為參與中國入世談判的親歷者、談判者,請她就WTO的公平貿易與貿易摩擦談談看法。
問:作為在WTO領域工作40余年的老前輩,不知您對“公平貿易”有何看法?
郭立生:公平貿易屬于WTO基本原則之一。WTO的基準原則為推動世界經濟與貿易保駕護航。這些基本原則可歸納為“非歧視原則”、“公平貿易原則”和“透明度原則”這三個基本原則。非歧視待遇原則,其中包括最惠國待遇原則與國民待遇原則、公平貿易原則、透明度原則、貿易自由化原則、市場準入原則、互惠原則、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原則,以及公正、平等處理貿易爭端原則等。而公平貿易原則,是指WTO禁止成員采用傾銷或補貼等不公平貿易手段擾亂正常貿易的行為,并允許采取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補救措施,以保證國際貿易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
WTO制定了不少協議以保障公平貿易的實施,如《關于執行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常稱反傾銷協議)、《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SCM Agreement)》、《保障措施協議》、《農業協議》等針對傾銷、補貼、保障措施予以規范,以維護國際貨物貿易中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鼓勵各成員通過相互開放服務貿易市場,通過磋商、交流信息,最終取消服務貿易中的限制性商業慣例,禁止壟斷或專營服務提供者濫用壟斷優勢地位;《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以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為基本原則,要求成員加強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并嚴厲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如仿冒、盜版、排他返授條件、強制一攬子許可等。
問:您如何看待當前貿易摩擦形勢?
郭力生:隨著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和市場開放的持續推進,我國企業在外遭受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據統計,1978年,我國對外貿易額只有206億美元,2014年全年進出口總額43000億美元,幾乎相差208倍,貿易數量的增長自然帶動貿易摩擦數的增加。
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連鎖性又非常明顯,鋼鐵、鞋類、玩具等優勢出口產品頻繁出現一個產品在不同市場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現象,呈現摩擦國別擴散和救濟措施疊加的勢頭。貿易摩擦不僅惡化了我出口環境,削弱了我產品國際競爭力,造成出口企業經營困難,影響大量人員就業,對我國宏觀調控和經濟運行帶來巨大挑戰。
就拿進口來說,我國加入WTO后,關稅下調,非關稅壁壘減少,市場逐步開放,進口增幅加大,但如今已進入瓶頸期,外貿內銷情況比比皆是。此外某些國家覺得中國市場的發展仍具有較大潛力,對中國市場寄予厚望,都希望我市場更加開放,這也使我們面臨著開放市場和保護國內產業之間的矛盾。加入WTO以來,應國內產業申請我國共發起了91起反傾銷調查,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國內產業遇到的壓力。近幾年的外貿內銷情況也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
問: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您認為我國如何讓“公平貿易”落地,減少貿易摩擦?
郭力生:經濟大國的崛起客觀上會加劇與外部世界的摩擦,西方發達國家聯手挑戰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和貿易不平衡,對我國出口限制不斷加大。因此,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都將面臨貿易摩擦頻繁的嚴峻形勢。
國際經貿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的多邊協議,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伙伴談判(TTIP)以及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的推出,各區域自貿區的談判,中韓、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中國-海合會的自貿協定談判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中。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我們認識到,公平貿易的內涵和外延不僅局限于與WTO相關的內容,而且還涉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相關的所有領域。
因此,中國要想在如今的自由貿易的大大環境下做到“公平貿易”,就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落實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和走出去的戰略優勢,帶動出口效應;有條件的大中型企業走出去,到進口國投資設廠,就地生產銷售,可繞開貿易壁壘;繼續貫徹市場多元化戰略;加強雙邊磋商與談判,互諒互讓,力求化解貿易摩擦;加強國際協調,積極倡導通過磋商解決貿易摩擦;敦促西方國家認真吸取大蕭條時期的深刻教訓,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方面做些實事;爭取歐盟、美國及早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充分利用WTO規則,維護企業和國家利益;充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行必要的斗爭;必要時采取貿易報復措施,讓對方體會到搞貿易保護主義得不償失;最根本的應對措施是盡快調整產業結構,企業要堅持創新理念,向深加工、高附加值、上檔次、創名牌的方向發展。
問:對我國,尤其是深圳政府在制定政策,防止貿易摩擦時又應該有何考慮?
郭立生:貿易摩擦是國際貿易中的正常現象,不可避免,其損害亦有限,我國政府就既不能不作為,也不能過度作為。
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應該是將貿易摩擦的損害減少到最小程度。第一,要深刻理解、熟練運用國際規則,“有理、有利、有節”地處理對外經貿關系。積極有效應對貿易摩擦案件,維護企業正當權益。第二,不同貿易保護行為要用不同的應對措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WTO規則和適度的貿易報復措施來應對合規性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通過開展經濟外交、WTO外交、加強合作來遏制違規性或其他類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第三,要制定并實施“國家外貿形象”戰略,強化自主知識產權戰略、堅持自由貿易區戰略、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戰略機遇,鼓勵“走出去”。最后,要建立高效務實的WTO事務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研究,建設公平貿易數據庫,提高行業內重點聯系企業數量及企業數據上報率,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和貿易救濟體系等。
郭立生簡介:
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協會高級顧問。原國家質檢總局標準法規中心副主任、中國WTO/TBT國家通報咨詢中心副主任(副局級),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法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深質檢國際合作專家,曾參與中國入世談判,長期從事WTO技術壁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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