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股訂制熱潮 他們是否準備好了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5月19日在北京聯合發布《商業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09～2010)》。據藍皮書報告，截至2009年12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已增至94億美元，全球占有率為27.5%，并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僅次于日本。預計未來5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將會達到146億美元，占據全球奢侈品消費額首位。

　　4月28日，全球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在上海開設兩家旗艦店。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同時開設兩家旗艦店，這在該品牌150年的歷史中堪稱開了先河。

　　越來越多的國際奢侈品大牌洶涌而來。目前，大多數奢侈品品牌主要在中國國內一線城市和二線省會城市的商業中心繁華地段布點，而旗艦店一般建于一線城市。隨著一線城市的競爭日趨激烈，近年奢侈品品牌也開始加快進駐一些輻射能力較強的二線三線城市。

　　與國內奢侈品消費熱潮相應的是高端訂制在中國進一步升溫。從中國國際時裝周舞臺上反映出的是服裝設計師開設高級訂制工作室到高級成衣品牌延伸高級訂制系列的熱議話題。而在中國這股訂制熱潮中，從明星設計師到高端品牌生存狀況如何，他們是否準備好了呢?

　　訂制模式一

　　工作室與明星設計師

　　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被認為是法國最具創意的服裝設計師之一，但2009年他還是沒有逃脫公司破產的結局。為什么?我們不妨看一下設計師的自我分析：“在這22年中，我們真正地做出了知名度，但在商業運作方面卻沒有跟上。”拉克魯瓦承認：“我認為我們更像是一間專門做手工訂制時裝的時裝屋，而不是一個必須擁有很多不同產品去占領世界市場的國際化品牌。”

　　在高級時裝的輝煌年代，它是通過將獨特的服裝銷售給富有的顧客來賺錢。然而，高級時裝的設計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奢侈品品牌時裝屋展示天才設計師和建立品牌知名度的一種途徑。由高級時裝發布所產生的利潤率較高產品的銷售，如香水、手袋和太陽鏡是主要部分。高級時裝本身的銷售——昂貴的手工制作和微小的客戶群，只占時裝公司收入的一小部分。

　　而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公司的延伸產品如香水和較為便宜的成衣副線品牌均做得不成功。

　　當今中國經濟的發展，讓高級時裝展現輝煌，而專注高級訂制的中國設計師們，即使沒有副線產品，利潤較高的高級訂制業務也讓他們在有較大的生存空間。

　　2010年3月，進軍內地市場的香港著名晚裝設計師何國鉦已經為品牌的拓展制定了一個具體的計劃：首先在北京設立高級禮服訂制工作室，在北京的高檔商業區開設兩家高級成衣品牌店，同時在北京高檔酒店設立婚紗(高級婚紗訂制)品牌店。

　　我們不妨再來看幾位在高級訂制領域先行設計師的發展軌跡：

　　張肇達，1989年為LAYCE DESIGNS設計高級時裝;1991年創立MARK CHEUNG品牌,推出高級女裝系列;2005年推出了其品牌高級訂制系列MARK CHEUNG HAUTE COUTURE。

　　郭培，1997年創建北京玫瑰坊時裝有限公司;2006年11月她首次在中國國際時裝周舉辦高級訂制時裝發布會。

　　馬艷麗，1998創立MARYMA DESIGN女裝品牌;2002年成立自己的時裝公司;2005年11月推出主題為“在紅地毯上”的高級時裝訂制發布會，其高級時裝訂制品牌MARYMA正式面市。

　　2005年前后是高級訂制時裝在中國爆發的一個節點。從名模轉型成為設計師的馬艷麗選擇高級訂制作為自己未來事業的方向。“在時尚這個圈子做了十多年，接觸不同的人群，使我慢慢感覺到高級訂制未來的前景。我很幸運，周圍有很多朋友，與他們聊天時也會談到做高級訂制的商業模式等問題，這在我的潛意識中慢慢產生影響，我意識到這是我應該走的一條路，或者說是我的事業。因為做高級時裝訂制畢竟不同于當模特，做模特走過這段路后就結束了，而做高級訂制不是盲目的，有極強的說服力。”

　　2006年11月，第十屆中國國際時裝周上，高級訂制時裝發布無疑是最亮麗的一個篇章。郭培的高級時裝以藝術化的表現和精美絕倫的刺繡獨占鰲頭。特別是發布壓軸的金色龍紋刺繡禮服，所用工時超過五萬小時，令人嘆為觀止。這件禮服也為中國國際時裝周創下了一個難以超越的紀錄。

　　2000年，張肇達首次以高級時裝的手法來演繹傳統民族服飾文化，他的高級時裝作品設計靈感來源于中國56個民族的服飾郵票。5年之后，有更多中國設計師在尋找自己的高級訂制設計風格與中國元素相結合的方式。

　　2006年的時裝周上，郭培首次發布的高級時裝從整體上是完全西式的，但在細節上采用了許多中國傳統紋樣甚至是皇家紋樣，使其服裝顯示出超越地域與時空的氣勢。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張肇達的《西藏》主題高級時裝創作系列，他將西藏傳統的唐卡通過印染、刺繡等多種形式運用在其設計中，使服裝有了超然的感覺。祁剛展現的高級時裝創意，除了運用帶有中國山水圖案的絲綢面料，在細節上的中國亭臺樓閣飾件、檀香扇以及流蘇運用，也增加了中國意蘊。

　　如今，名人效應與口碑傳播讓高級訂制市場中的明星設計師備受關注，這也成為訂制設計師們商業經營中必要手段。北京的郭培、馬艷麗憑借著在演藝界的人脈關系，有自己穩定的客戶群。像上海設計師陸坤在就采用經紀人的方式拓展商業市場。

　　那些具備實力的設計師也繼續加入訂制設計的行列。在2009北京中國國際時裝周的發布會上，廣東設計師董懷光正式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TOM DONG高級時裝訂制品牌。今年， TOM DONG高級時裝訂制設計工作室(中心)正式運作。身為專門為國際高級時裝和高級禮服加工訂制的中山市基業時裝有限公司設計總監的他表示：“這些年我與國際高級禮服和時裝品牌合作緊密，這些經歷為我獲得了高級時裝訂制的國際化視野和獨特的訂制經驗。”

　　訂制模式二

　　品牌向何處延伸

　　2009年4月當國內外還處于金融危機之中時，國內首家內衣訂制工作室——愛慕訂制工作室在北京揭幕。

　　愛慕的內衣訂制業務包括專屬訂制、高級訂制以及特需訂制，其中富于特色的專屬訂制，簡而言之就是普羅大眾的訂制服務，其大眾化的價格加上個性訂制方案，性價比的競爭優勢非常明顯，也大大增加了愛慕品牌與更廣范圍消費者互動的可能。一年過去了，以訂制健康為訴求的專屬訂制模式將在全國愛慕專賣店中推廣。

　　還有一個品牌值得一提，它就是白領。自白領品牌誕生之日就有一項訂制的增值服務，至今已有16年的歷史。如今在白領銷售額中，訂制所占銷售額的比例約為10%至15%。{page_break}

　　據白領設計總監付奎介紹，白領的訂制業務分為兩部分——普通訂制和高級訂制。普通訂制的顧客就是在白領店內購買產品的普通顧客，他們訂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身材尺碼等問題不能穿著白領成衣產品，從而選擇訂制。高級訂制的顧客主要是金領系列GOLDEN COLLAR的顧客，主要是一些企業領袖、政府官員、演藝明星等。他們要求單獨設計、單獨量體、單獨剪裁、單獨加工，非常注意服裝的精致程度與工藝特點。“我們將堅持一貫的訂制服務及高級訂制業務的拓展。但是核心的業務仍然是成衣業務及服飾品業務的拓展。”付奎說。

　　國內奢侈品品牌NE·TIGER則把其包括高級訂制在內的產品系列放在了全球的平臺上去衡量。2006年，品牌創始人藝術總監張志峰就提出“中國奢侈品的復興與新興”理論。這一年，NE·TIGER推出的高級訂制華服植根中華文化，是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的創新之舉。如今NE·TIGER所涵蓋的產品系列包括皮草、高級訂制華服、中國式婚禮服、晚禮服、婚紗、高級配飾等系列。

　　訂制模式三

　　量身定做的服務

　　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對于男裝的訂制(Bespoke)與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的含義有著嚴格區分。Bespoke即男士西裝的全訂制(包括貼身度尺、短寸微量、獨制一版、手工制作、半成品試身);量身定做是由客人選擇面料、款式，但服裝版樣是在樣板的基礎上根據客人體形進行修改。目前在國內像永正裁縫店這樣以純手工縫制男正裝聞名遐邇的品牌并不多，在男裝訂制市場上更多的品牌以后者展開業務居多，但在稱謂上都被籠統地冠以高級訂制之名。

　　在此狀況下，2004年介入正裝訂制市場的高級成衣品牌凱文凱利尋到了先機，作為一個攜帶服務的高端男裝品牌，它讓很多只穿杰尼亞西服的客戶，享受到凱文凱利的服務后轉而成為其擁躉。

　　而說到男裝訂制，自然也少不了意大利的杰尼亞品牌。事實上，杰尼亞的男裝訂做服務一直都是商務人士的最愛。杰尼亞在亞洲地區最大的旗艦店位于上海外灘18號。店內有Couture Collection區，并專辟了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服務室。早在上世紀70年代，杰尼亞就在瑞士開設了量身定做的工廠。

　　與杰尼亞的優勢相比，國內男裝要在高端訂制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談何容易。但凱文凱利做到了。通過為細分市場提供全方位、個性化的服務和產品，突破了產品和服務的局限，為顧客提供形象解決方案，與用戶形成一體化，從而提高了顧客維系率，追求長遠的顧客終生價值。

　　依文集團行政總監夏女士說：“意大利或者歐洲的奢侈品講的是一種貴族文化。我們的優勢是了解中國的消費者的心理，比較接近他們生活的狀態，知道他們需求什么樣的產品，他們希望得到什么樣的服務。另外是圈層文化，如管家團隊到機場去接要客，帶來他所需的服裝等，我們還為要客開通了緊急訂制服務。凱文凱利講究的是一種貼心的服務。”

　　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市場

　　未來，主導訂制市場的將是哪個消費階層?中國的奢侈階層又是哪些人群?作為奢侈品品牌創始人張志峰說：“在中國，奢侈品的消費階層絕不是單一階層。中國龐大的奢侈品消費人群可以特點鮮明地被分為幾大族群：傳統的就是‘藍血貴族’，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奢侈品消費的象征人群;新成功人士階層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中堅力量;而中產階級龐大的購買力也正在日趨成為奢侈品消費市場的主體;再有一類則是還在成長中的奢侈品‘夢想階層’。他們以城市年輕消費群為主體，尚不具備真正的奢侈品消費水平。上述人群的比例隨著奢侈品市場的逐漸成熟還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但不變的是其快速的上升趨勢。”

　　而身為設計師的董懷光則表示，進入新世紀，中國意義上的高級時裝設計呈現出一種興旺之象，在承繼高級時裝歐洲傳統的同時，融入了許多獨特的中國元素，出現了一些非常優秀的高級時裝設計師。“我相信，消費意識已經萌芽、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國應當是全球高級訂制時裝再次輝煌的希望。”

　　他強調高級時裝應當走近大眾。“世界在變化，當我們目睹著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遠去的蒼涼背影，我認為高級訂制需要與時俱進的現代性革新，尤其在缺乏貴族階層、缺乏高級訂制消費歷史與文化的中國，進入新的時代紀元，高級訂制應當走近大眾。”

　　付奎表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內女裝訂制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將不斷擴大與加深。對于國內市場，現在著名的高級訂制品牌除了穩固自身高級訂制業務，成衣類的產品開發將是一條新的出路。以成衣養高級訂制，用高級訂制提升品牌形象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新思路。

　　“隨著國際一線品牌的入侵，我們與國際一線品牌在同一市場環境競爭，除了天時地利人和，我們還需要一點自信與創新，做大做強自己的品牌。面對國際品牌，挑戰與機會并存。”

　　鏈 接

　　高級時裝的名與實

　　2009年，因金融危機影響，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在這年7月的巴黎高級時裝周上，他舉辦的小型高級時裝發布會是在其朋友和為其免費工作的裁縫們的幫助下完成的。

　　其實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和他的高級時裝留給中國人的記憶并不遙遠。2005年，作為中法文化年閉幕系列藝術展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服裝藝術精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展示了這位曾經兩次獲得法國服裝界最高獎“金頂針”獎的著名設計師作品，包括63套高級時裝、高級成衣以及若干件法國當代藝術品、工藝品及設計師本人的藏品。

　　2009年，與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高級時裝的絕唱相比，中國高級時裝之風正盛。這年11月的中國國際時裝周中可謂高級訂制扎堆，以高級時裝或高級訂制時裝為名的發布會有4場，而實際上涉及高級訂制時裝的發布則多達7場。2010年3月的中國國際時裝周，香港著名晚裝設計師何國鉦以其高級時裝系列敲開內地市場之門。

　　中國設計師在自己的時尚舞臺上演繹高級時裝不到10年的歷史。2000年，中國國際時裝周的舞臺上第一次出現高級時裝，張肇達的《12/12/2000》高級時裝作品發布會讓人耳目一新。到如今過去了將近十年，中國人對于高級時裝或者高級訂制的名字不再陌生，國內無論是時裝舞臺上還是市場上“高級時裝”及高級訂制的名頭成為了一塊香餑餑。但也有業內人士質疑高級時裝或者高級訂制的概念被濫用。

　　對于西方服裝史比較了解的中國人而言，談及高級時裝時，腦海中第一反映往往是巴黎高級時裝(Haute Couture)的概念與形象。

　　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中國區總監趙倩女士曾對高級時裝的定義做過這樣的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講，高級時裝其實是一個法國定義，因為只有得到法國高級時裝公會的認可，才有資格被稱為“高級時裝”。想要獲得“高級時裝”的稱號，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首先，在巴黎設有工作室，能參加法國高級時裝協會舉辦的每年1月和7月的兩次女裝展示;其次，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設計是由首席設計師完成;除此之外，常年雇用3個以上的專職模特;最后，每個款式的服裝件數極少并且基本由手工完成。滿足了上述所列的條件，再經由法國高級時裝協會審批核準之后，才能被命名為“高級時裝”。

　　僅拿“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設計是由首席設計師完成”這項條件來說，顯然是依照1945年的標準。在如今高級時裝秀場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衡量當今高級時裝標準又是什么呢?

　　巴黎高級時裝公會主席迪迪埃·戈巴克先生在其所著《親臨風尚》一書中這樣寫道：“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親臨風尚》書稿完成之年)，沒有任何一家高級時裝店能夠逐字逐句地遵守這些標準和定義，在一個變革的社會里怎么可能原封不動地將老規矩用于新成員呢?”

　　《親臨風尚》自1993年出版以來，長期作為法國高等院校教育的必修教材。

　　戈巴克是這樣描述當年關于高級時裝的規定的：1945年1月23日的規定里，只有那些屬于“高級時裝設計師”、“高級時裝”或“創意時裝”的企業才被列入“高級時裝”，符合條件的設計師名單公布在1945年4月6日的《國家機關報》上。……高級時裝的會員名單由專門的委員會管理，并且每年都需申報工業部批準。

　　他還分析了中國人最為熟識的法國設計師皮爾卡丹所走的道路。

　　“作為一個高級時裝店的首腦，在單純依靠手工制作的力量已經不足以維系生存的年代，他沿著前輩的足跡，發明了更為創新的商業模式，走向全方位的授權之路。”

　　“……很快，皮爾卡丹的設計才華就被淹沒在授權網絡，他的創意，只有在高級時裝中才得以體現，而這也是維護其名的最得力手段。成衣是靠批量生產來保證‘最低’生產量，而高級時裝唯一的目標是品牌形象，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最終導致公司和品牌形象的日益損失，只留下它的‘明星’設計師在孤獨地繼續閃爍。”

　　盡管如此，高級時裝并沒有消亡，而是在與高級成衣的融合中發展自己。“自1973年法國高級時裝公會建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向均勻化方向發展。從事跨領域經營的高級時裝品牌，已逐步收回其對外生產授權，重新自行掌控成衣系列。而在高級成衣設計師品牌方面，曾開始將高級訂制作品納入其設計系列，旨在令時裝展示更加豐富與完整，他們中的一些設計師如拉雅、戈爾捷、穆勒，甚至還創建了自己的訂制工作室……這種將原本從事單一經營的品牌多元化的做法，卻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時尚業的變革。迪奧，擁有高級時裝設計師的頭銜之外，不也同時擁有成衣商、概念先驅與創意設計師的稱號嗎?”

　　法國高級時裝公會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推出了特邀會員制。“被吸收進來的設計師的標準：首先必須擁有手工訂制業務，但他們可以在新品發布上自由地進行成衣融合展示，只是他們不能使用1945年確立的‘高級時裝’的法定稱號，只能用‘訂制時裝’這個名稱。”戈巴克在《親臨風尚》后記中這樣寫道。

　　于是，有了中國服裝設計師馬可在2008年7月巴黎高級時裝周上展示其“無用”品牌的“奢侈的清貧”系列故事。這是一場原創服裝的藝術化演出，所示服裝皆為馬可與她的團隊手工制作。

　　“總之，在最強大的創意下產生的作品已經成為高級時裝訂制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也就是說，如果僅僅只是停留在手工這一點上，或不能超越屬于手工這一范疇的東西，那么不管它用了多少工時，都不能被稱為高級時裝。很顯然，一件僅僅是普通的創意服裝，只是把它用手工做出來，就說是高級訂制，這是說不通的。在新的時代，高級時裝訂制被重新定義之后，一個很關鍵的詞匯就是‘創意’。”趙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

　　聲 音

　　國際大師的高級時裝發布會都是為了表現藝術創作的高度，而這本身符合高級時裝誕生的初衷——夢想。高級時裝是少數人為多數人制造的夢想。“馬克·張創作”就是屬于我個人藝術創作的高級時裝。讓很多服裝設計師從中找到靈感，令媒體給予認可，并尋求到與市場的聯結點，這種“趨勢發布”的路徑更真實，更有生命力。并不是人們非得把我的《黃河》穿在身上我就做到了“趨勢發布”，這是他們對整個時尚系統的認知還不夠。

　　——在2007年11月中國國際時裝周上，張肇達推出《黃河》主題高級時裝創作系列發布之后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說。

　　在國內做高級訂制更要把顧客服務放在第一位。我認為，一個設計師的風格是放在次要的位置。這與國外不同，國外是設計引導市場。我們的設計包羅萬象，這要區別于國際化的設計。比如客人需要舞臺服裝，我們會考慮形象、歌曲、表演風格，甚至舞臺的燈光背景來做設計，我們會做新娘裝的設計，會做中式禮服的設計。我們把高級訂制轉為服務性質。在中國做高級訂制就是通過專業服務，滿足顧客需要的過程。{page_break}

　　——2006年8月郭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外訂制的區別時這樣說。

　　其實在1991年我就開始為明星訂制，那時候很多明星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長久的客戶，但是訂量不大。訂制是我的夢，也是我對設計服裝的享受。未來我會拿出一部分精力，把高級訂制做好，這是我的追求。個人風格需要堅持，在訂制領域我可以玩服裝。訂制比市場化的產品更令我愉悅。

　　——2009年11月，劉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其“月夜”主題的訂制禮服系列時這樣說。

　　雖然高級定制起源于西方，但就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個市場大的發展一定是在東方，在中國。至于國內的高級定制會發展到一個怎樣的階段，不同時期大家的理念、社會層面，包括教育文化水平都會對此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國不僅要經濟發展，品味文化也要帶動起來得到相應的提升，才能成正比，融入這個國際社會。

　　——2010年2月5日，馬艷麗在博客中寫下其主題為“高級訂制在中國”博文,探討經濟危機對中國的高級定制是否有影響以及中國是否缺少對高級定制的話語權問題。

　　訂制模式二

　　品牌向何處延伸

　　2009年4月當國內外還處于金融危機之中時，國內首家內衣訂制工作室——愛慕訂制工作室在北京揭幕。

　　愛慕的內衣訂制業務包括專屬訂制、高級訂制以及特需訂制，其中富于特色的專屬訂制，簡而言之就是普羅大眾的訂制服務，其大眾化的價格加上個性訂制方案，性價比的競爭優勢非常明顯，也大大增加了愛慕品牌與更廣范圍消費者互動的可能。一年過去了，以訂制健康為訴求的專屬訂制模式將在全國愛慕專賣店中推廣。

　　還有一個品牌值得一提，它就是白領。自白領品牌誕生之日就有一項訂制的增值服務，至今已有16年的歷史。如今在白領銷售額中，訂制所占銷售額的比例約為10%至15%。

　　據白領設計總監付奎介紹，白領的訂制業務分為兩部分——普通訂制和高級訂制。普通訂制的顧客就是在白領店內購買產品的普通顧客，他們訂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身材尺碼等問題不能穿著白領成衣產品，從而選擇訂制。高級訂制的顧客主要是金領系列GOLDEN COLLAR的顧客，主要是一些企業領袖、政府官員、演藝明星等。他們要求單獨設計、單獨量體、單獨剪裁、單獨加工，非常注意服裝的精致程度與工藝特點。“我們將堅持一貫的訂制服務及高級訂制業務的拓展。但是核心的業務仍然是成衣業務及服飾品業務的拓展。”付奎說。

　　國內奢侈品品牌NE·TIGER則把其包括高級訂制在內的產品系列放在了全球的平臺上去衡量。2006年，品牌創始人藝術總監張志峰就提出“中國奢侈品的復興與新興”理論。這一年，NE·TIGER推出的高級訂制華服植根中華文化，是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的創新之舉。如今NE·TIGER所涵蓋的產品系列包括皮草、高級訂制華服、中國式婚禮服、晚禮服、婚紗、高級配飾等系列。

　　訂制模式三

　　量身定做的服務

　　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對于男裝的訂制(Bespoke)與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的含義有著嚴格區分。Bespoke即男士西裝的全訂制(包括貼身度尺、短寸微量、獨制一版、手工制作、半成品試身);量身定做是由客人選擇面料、款式，但服裝版樣是在樣板的基礎上根據客人體形進行修改。目前在國內像永正裁縫店這樣以純手工縫制男正裝聞名遐邇的品牌并不多，在男裝訂制市場上更多的品牌以后者展開業務居多，但在稱謂上都被籠統地冠以高級訂制之名。

　　在此狀況下，2004年介入正裝訂制市場的高級成衣品牌凱文凱利尋到了先機，作為一個攜帶服務的高端男裝品牌，它讓很多只穿杰尼亞西服的客戶，享受到凱文凱利的服務后轉而成為其擁躉。

　　而說到男裝訂制，自然也少不了意大利的杰尼亞品牌。事實上，杰尼亞的男裝訂做服務一直都是商務人士的最愛。杰尼亞在亞洲地區最大的旗艦店位于上海外灘18號。店內有Couture Collection區，并專辟了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服務室。早在上世紀70年代，杰尼亞就在瑞士開設了量身定做的工廠。

　　與杰尼亞的優勢相比，國內男裝要在高端訂制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談何容易。但凱文凱利做到了。通過為細分市場提供全方位、個性化的服務和產品，突破了產品和服務的局限，為顧客提供形象解決方案，與用戶形成一體化，從而提高了顧客維系率，追求長遠的顧客終生價值。

　　依文集團行政總監夏女士說：“意大利或者歐洲的奢侈品講的是一種貴族文化。我們的優勢是了解中國的消費者的心理，比較接近他們生活的狀態，知道他們需求什么樣的產品，他們希望得到什么樣的服務。另外是圈層文化，如管家團隊到機場去接要客，帶來他所需的服裝等，我們還為要客開通了緊急訂制服務。凱文凱利講究的是一種貼心的服務。”

　　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市場

　　未來，主導訂制市場的將是哪個消費階層?中國的奢侈階層又是哪些人群?作為奢侈品品牌創始人張志峰說：“在中國，奢侈品的消費階層絕不是單一階層。中國龐大的奢侈品消費人群可以特點鮮明地被分為幾大族群：傳統的就是‘藍血貴族’，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奢侈品消費的象征人群;新成功人士階層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中堅力量;而中產階級龐大的購買力也正在日趨成為奢侈品消費市場的主體;再有一類則是還在成長中的奢侈品‘夢想階層’。他們以城市年輕消費群為主體，尚不具備真正的奢侈品消費水平。上述人群的比例隨著奢侈品市場的逐漸成熟還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但不變的是其快速的上升趨勢。”

　　而身為設計師的董懷光則表示，進入新世紀，中國意義上的高級時裝設計呈現出一種興旺之象，在承繼高級時裝歐洲傳統的同時，融入了許多獨特的中國元素，出現了一些非常優秀的高級時裝設計師。“我相信，消費意識已經萌芽、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國應當是全球高級訂制時裝再次輝煌的希望。”

　　他強調高級時裝應當走近大眾。“世界在變化，當我們目睹著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遠去的蒼涼背影，我認為高級訂制需要與時俱進的現代性革新，尤其在缺乏貴族階層、缺乏高級訂制消費歷史與文化的中國，進入新的時代紀元，高級訂制應當走近大眾。”

　　付奎表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內女裝訂制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將不斷擴大與加深。對于國內市場，現在著名的高級訂制品牌除了穩固自身高級訂制業務，成衣類的產品開發將是一條新的出路。以成衣養高級訂制，用高級訂制提升品牌形象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新思路。

　　“隨著國際一線品牌的入侵，我們與國際一線品牌在同一市場環境競爭，除了天時地利人和，我們還需要一點自信與創新，做大做強自己的品牌。面對國際品牌，挑戰與機會并存。”

　　高級時裝的名與實

　　2009年，因金融危機影響，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在這年7月的巴黎高級時裝周上，他舉辦的小型高級時裝發布會是在其朋友和為其免費工作的裁縫們的幫助下完成的。

　　其實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和他的高級時裝留給中國人的記憶并不遙遠。2005年，作為中法文化年閉幕系列藝術展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服裝藝術精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展示了這位曾經兩次獲得法國服裝界最高獎“金頂針”獎的著名設計師作品，包括63套高級時裝、高級成衣以及若干件法國當代藝術品、工藝品及設計師本人的藏品。

　　2009年，與克里斯蒂安·拉克魯瓦高級時裝的絕唱相比，中國高級時裝之風正盛。這年11月的中國國際時裝周中可謂高級訂制扎堆，以高級時裝或高級訂制時裝為名的發布會有4場，而實際上涉及高級訂制時裝的發布則多達7場。2010年3月的中國國際時裝周，香港著名晚裝設計師何國鉦以其高級時裝系列敲開內地市場之門。

　　中國設計師在自己的時尚舞臺上演繹高級時裝不到10年的歷史。2000年，中國國際時裝周的舞臺上第一次出現高級時裝，張肇達的《12/12/2000》高級時裝作品發布會讓人耳目一新。到如今過去了將近十年，中國人對于高級時裝或者高級訂制的名字不再陌生，國內無論是時裝舞臺上還是市場上“高級時裝”及高級訂制的名頭成為了一塊香餑餑。但也有業內人士質疑高級時裝或者高級訂制的概念被濫用。

　　對于西方服裝史比較了解的中國人而言，談及高級時裝時，腦海中第一反映往往是巴黎高級時裝(Haute Couture)的概念與形象。

　　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中國區總監趙倩女士曾對高級時裝的定義做過這樣的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講，高級時裝其實是一個法國定義，因為只有得到法國高級時裝公會的認可，才有資格被稱為“高級時裝”。想要獲得“高級時裝”的稱號，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首先，在巴黎設有工作室，能參加法國高級時裝協會舉辦的每年1月和7月的兩次女裝展示;其次，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設計是由首席設計師完成;除此之外，常年雇用3個以上的專職模特;最后，每個款式的服裝件數極少并且基本由手工完成。滿足了上述所列的條件，再經由法國高級時裝協會審批核準之后，才能被命名為“高級時裝”。

　　僅拿“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設計是由首席設計師完成”這項條件來說，顯然是依照1945年的標準。在如今高級時裝秀場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衡量當今高級時裝標準又是什么呢?

　　巴黎高級時裝公會主席迪迪埃·戈巴克先生在其所著《親臨風尚》一書中這樣寫道：“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親臨風尚》書稿完成之年)，沒有任何一家高級時裝店能夠逐字逐句地遵守這些標準和定義，在一個變革的社會里怎么可能原封不動地將老規矩用于新成員呢?”

　　《親臨風尚》自1993年出版以來，長期作為法國高等院校教育的必修教材。

　　戈巴克是這樣描述當年關于高級時裝的規定的：1945年1月23日的規定里，只有那些屬于“高級時裝設計師”、“高級時裝”或“創意時裝”的企業才被列入“高級時裝”，符合條件的設計師名單公布在1945年4月6日的《國家機關報》上。……高級時裝的會員名單由專門的委員會管理，并且每年都需申報工業部批準。

　　他還分析了中國人最為熟識的法國設計師皮爾卡丹所走的道路。

　　“作為一個高級時裝店的首腦，在單純依靠手工制作的力量已經不足以維系生存的年代，他沿著前輩的足跡，發明了更為創新的商業模式，走向全方位的授權之路。”

　　“……很快，皮爾卡丹的設計才華就被淹沒在授權網絡，他的創意，只有在高級時裝中才得以體現，而這也是維護其名的最得力手段。成衣是靠批量生產來保證‘最低’生產量，而高級時裝唯一的目標是品牌形象，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最終導致公司和品牌形象的日益損失，只留下它的‘明星’設計師在孤獨地繼續閃爍。”

　　盡管如此，高級時裝并沒有消亡，而是在與高級成衣的融合中發展自己。“自1973年法國高級時裝公會建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向均勻化方向發展。從事跨領域經營的高級時裝品牌，已逐步收回其對外生產授權，重新自行掌控成衣系列。而在高級成衣設計師品牌方面，曾開始將高級訂制作品納入其設計系列，旨在令時裝展示更加豐富與完整，他們中的一些設計師如拉雅、戈爾捷、穆勒，甚至還創建了自己的訂制工作室……這種將原本從事單一經營的品牌多元化的做法，卻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時尚業的變革。迪奧，擁有高級時裝設計師的頭銜之外，不也同時擁有成衣商、概念先驅與創意設計師的稱號嗎?”

　　法國高級時裝公會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推出了特邀會員制。“被吸收進來的設計師的標準：首先必須擁有手工訂制業務，但他們可以在新品發布上自由地進行成衣融合展示，只是他們不能使用1945年確立的‘高級時裝’的法定稱號，只能用‘訂制時裝’這個名稱。”戈巴克在《親臨風尚》后記中這樣寫道。

　　于是，有了中國服裝設計師馬可在2008年7月巴黎高級時裝周上展示其“無用”品牌的“奢侈的清貧”系列故事。這是一場原創服裝的藝術化演出，所示服裝皆為馬可與她的團隊手工制作。

　　“總之，在最強大的創意下產生的作品已經成為高級時裝訂制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也就是說，如果僅僅只是停留在手工這一點上，或不能超越屬于手工這一范疇的東西，那么不管它用了多少工時，都不能被稱為高級時裝。很顯然，一件僅僅是普通的創意服裝，只是把它用手工做出來，就說是高級訂制，這是說不通的。在新的時代，高級時裝訂制被重新定義之后，一個很關鍵的詞匯就是‘創意’。”趙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

　　國際大師的高級時裝發布會都是為了表現藝術創作的高度，而這本身符合高級時裝誕生的初衷——夢想。高級時裝是少數人為多數人制造的夢想。“馬克·張創作”就是屬于我個人藝術創作的高級時裝。讓很多服裝設計師從中找到靈感，令媒體給予認可，并尋求到與市場的聯結點，這種“趨勢發布”的路徑更真實，更有生命力。并不是人們非得把我的《黃河》穿在身上我就做到了“趨勢發布”，這是他們對整個時尚系統的認知還不夠。

　　——在2007年11月中國國際時裝周上，張肇達推出《黃河》主題高級時裝創作系列發布之后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說。

　　在國內做高級訂制更要把顧客服務放在第一位。我認為，一個設計師的風格是放在次要的位置。這與國外不同，國外是設計引導市場。我們的設計包羅萬象，這要區別于國際化的設計。比如客人需要舞臺服裝，我們會考慮形象、歌曲、表演風格，甚至舞臺的燈光背景來做設計，我們會做新娘裝的設計，會做中式禮服的設計。我們把高級訂制轉為服務性質。在中國做高級訂制就是通過專業服務，滿足顧客需要的過程。

　　——2006年8月郭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外訂制的區別時這樣說。

　　其實在1991年我就開始為明星訂制，那時候很多明星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長久的客戶，但是訂量不大。訂制是我的夢，也是我對設計服裝的享受。未來我會拿出一部分精力，把高級訂制做好，這是我的追求。個人風格需要堅持，在訂制領域我可以玩服裝。訂制比市場化的產品更令我愉悅。

　　——2009年11月，劉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其“月夜”主題的訂制禮服系列時這樣說。

　　雖然高級定制起源于西方，但就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個市場大的發展一定是在東方，在中國。至于國內的高級定制會發展到一個怎樣的階段，不同時期大家的理念、社會層面，包括教育文化水平都會對此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國不僅要經濟發展，品味文化也要帶動起來得到相應的提升，才能成正比，融入這個國際社會。

　　——2010年2月5日，馬艷麗在博客中寫下其主題為“高級訂制在中國”博文,探討經濟危機對中國的高級定制是否有影響以及中國是否缺少對高級定制的話語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