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強監管風暴正在中國資本市場越刮越猛！

　　從8月25日新華社宣布，中信證券徐剛等8人，證監會發行部處長劉書帆，證監會處罰委原主任歐陽健生，以及《財經》記者王曉璐，被公安機關帶走;到8月28日證監會發言人稱，近日已向公安部集中移送22起涉嫌操縱市場、內部交易及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等犯罪案件;又到9月15日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運營管理部負責人于新力、信息技術中心副經理汪錦嶺等人，因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被公安機關依法調查;再到9月16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被查;證券犯罪案件一件接一件，令人震撼。

　　稍加梳理，發現這場越刮越猛的監管風暴有兩大特點：一是查處層級越來越高，既包括涉案人員，從處級到局級到準副部級，張育軍更是“十八大”以來證監系統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也是現任證監官員中級別最高的;也包括辦案機關，從證監會、到公安部，再到中紀委。二是內部人犯罪占比極高，金額巨大。公安部門和中紀委直接查處的，除王曉璐一案外，均為內部人犯罪，其實王曉璐作為證券記者，也與“內部人”沾邊。而證監會移送的22起罪案中，內部人犯罪(包括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上市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就占了16起，比例高達四分之三。其中上市公司與其他業內人員勾結犯罪的6起，證券公司4起，基金公司3起，上市公司1起，資產管理公司1起，其他從業者1起。如涉案金額最高、非法獲利達數十億元的“張某等人涉嫌操縱市場案”，張某就是上市公司股東，其與職業操盤手孔某勾結，操控上市公司信息發布，拉抬股價，在高位減持公司股票后非法獲利。

　　毫無疑問，打擊內部人犯罪，已成為查處證券犯罪、凈化證券市場的重中之重。長期以來我們被告知，內部人犯罪多是上市公司和利益相關者內外勾結，通過操縱股價或內幕交易牟取暴利，就是證監會內部的“監守自盜”者，包括曾經擔任證監會副主席的王益，也都是運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幫助一家或幾家上市公司謀利(或IPO，或重大重組等等)而肥己。

　　如果說，上市公司和某些內部人勾結，靠的還是某一個或幾個股票發財，損害的還只是某家公司股民的利益的話，而像張育軍和程博明那樣的政策制定者，發的就是整個市場的財，是“股難財”、國難財，損害的就是億萬投資人的利益。打一個比方，就像考場中的出題人，出題后他們必須與外界徹底隔絕，直到考完才能回家重獲“自由”，中國歷朝歷代，考場舞弊判的都是最重的罪，直至死刑。

　　在這次股災中暴露出來的張育軍以及中信證券窩案中的“內部人”，與前大不相同。他們是極少數幾個有權制定政策、發布政策和最先獲取政策的人，他們是救市總指揮，是國家隊救市的主力軍和中堅力量。誰都知道，中國股市迄今還是政策市，政策對每一個市場參與者來說就是大把大把的金錢。

　　張育軍和中信證券窩案，給打擊證券犯罪提出了一個新課題：身處監管中樞的人利用信息優勢謀取私利，并且給市場帶來重大影響和波動時，他們該承擔怎樣的罪責?如今國家花了1.5萬億救市，不但國家資金被套，上億股民的二十多萬億市值灰飛煙滅，至今市場元氣還恢復不過來，這決不是一般的內幕交易或泄露內幕信息，更不是什么瀆職!

　　而從制度建設、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說，身處監管中樞的人應該有一定的任職期限。不是說張育軍是國內惟一執掌過滬深兩大證券交易所帥印，在證監系統工作逾20年的第一人嗎?不是說其人脈資源如何如何，同門師兄弟全是券業大佬嗎?位高權重加上如此深厚的人脈資源，面對的又是上億、數十億的股市暴利，什么事情干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