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制下的全球經濟動蕩頻繁

　　近來，由于美國經濟數據好轉、加息預期增強以及歐日經濟基本面不佳、避險資金重回美國等原因，美元指數呈現出一輪走強態勢。數據顯示，美元指數自2014年3月80以下的低位反彈，至2015年2月9日，已經上漲至94.57，漲幅達19.2%。

　　然而，與美元走強相伴的卻是，全球外匯市場動蕩加劇，諸多市場遭受資金撤離風險，貨幣相繼貶值;人民幣同樣難以幸免，對美元大幅貶值，市場交易即期匯率多次逼近中間價2%的漲跌限制，幾度跌停。與之相伴的還有新西蘭聯儲、歐洲央行、丹麥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澳洲聯儲相繼走上了寬松之路。

　　為何美元走強或走弱與全球經濟金融發展聯系如此緊密?梳理歷史資料，不難發現，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打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以來，在金本位制度讓渡于美元本位制度的近四十余年間里，幾輪美元周期與全球經濟金融動蕩都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表明美元大幅波動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影響巨大。這一現象并非巧合，而有其制度性原因。具體來看，上個世紀70年代初至今，美元大起大落時期全球經濟大致出現了如下重要變化：

　　第一階段(1971～1979年)：美元下降周期。伴隨著“尼克松沖擊”，美元相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一次性貶值15%，從此美元進入持續貶值周期。自1971年8月到1979年底，美元指數貶值27%。與此同時，伴隨著美國和全球貨幣供應量的急速增長，同期石油、貴金屬、基礎原材料價格飛漲，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陷入史無前例的“滯脹”之中。

　　第二階段(1980～1985年)：美元強勢上漲周期。為擺脫滯脹，1979年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強力提升美元利率，也將美國推向了強勢美元時代。截至1985年2月，美元指數曾一度高達158，導致本輪美元上漲幅度超過80%。然而，同期全球金融市場卻動蕩不斷，最為有名的是拉美債務危機。盡管外債過高是爆發拉美危機的內在因素，但早前弱勢美元導致的資金源源涌入與美元強勢回歸后資金的大舉撤出無疑是其危機的加速器。自此，拉美陷入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第三階段(1986～1995年)：美元下降周期。由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面臨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困擾，到1985年，美國政府試圖運用綜合貿易及競爭法案干預外匯市場，迫使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貨幣升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制造業。最為著名的便是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國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訂的廣場協議，拉開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此后，日元大幅升值，國際資本在高利潤的驅使下，大舉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泡沫經濟擠占了實體經濟的位置，終于導致日本泡沫危機的爆發，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第四階段(1996～2001年)：美元上漲周期。美國互聯網經濟的全面爆發使得1996年美元開始進入上漲周期。當時，以美國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了大量資金重新流回美國，參與直接投資和證券買賣。直到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信用市場急劇萎縮。在此期間，大量國際資金流回美國也加劇了亞洲市場資本流出，最為著名的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亞洲各國資產泡沫加速破滅，經濟與金融體系遭受重創。

　　第五階段(2002年至今)：弱勢美元周期，期間全球金融危機出現。在長達十余年的美元疲軟周期中，美國利率與匯率走勢并不一致，國內利率變化程度更大。首先，伴隨著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裂，以及其后的“9·11”恐怖襲擊，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信心遭受重創，資金開始大規模流出美國。而為防止美國經濟陷入持續衰退，美聯儲在2001年連續13次降息，創下了1981年以來“最為猛烈的降息輪回”，直至2004年6月，為防止通脹，格林斯潘與其繼任者伯南克相繼啟動了17次加息。

　　盡管加息成功應對了通脹，但也加速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并隨即由“次貸危機”演變成影響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機。其后的數年，美聯儲相繼推出三輪量化放松政策，資產負債表迅速攀升，也維持了美元本位制以來最長階段的美元弱勢格局。

　　總之，美元周期與全球經濟周期的聯系如此密切令人驚嘆。而這也意味著一旦美元步入新一輪升值周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必將是巨大的。當然，本輪美元升值是新一輪強勢升值周期的開啟，還是進入震動階段而不會升值太多，尚待時間檢驗。

　　一方面，與以往每一輪美元強勢升值略有不同，當前美國仍然面臨通縮壓力;而回顧前兩輪美元升值之際，美國國內的通脹水平則相對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強勁美元之下，美國出口能否承受住其所帶來的壓力也面臨不確定性。2014年12月，美國貿易逆差達到466億美元，創近兩年新高，尤其是非石油產品貿易逆差不降反升。筆者擔憂，一旦美元升值，美國出口面臨的打擊必將是十分沉重的。以此判斷，美聯儲還會觀察更長的時間以充分評估QE結束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不會貿然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