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報道要根據事實說話，建立公信力任重道遠

　　企業家為了保護商業信譽，與真假記者周旋，是很頭疼的事。多年來記者推銷廣告，形同變相的勒索，一旦不遂，就用揭黑抹黑來報復，一般公司所抱的“花錢免災”的心態，更助長了這股歪風。另一方面企業界也主動驅使記者寫軟文，知而不報，幫助捂蓋子，以至于求助記者利用他們與門戶網站的關系充當救火隊來刪帖等等。盡管表面上相當客氣，在企業家的心目中記者是一群惹不起“白吃、白喝、白拿”的無賴。對新快報事件的反應不一，不少人認為記者無恥，早就該整頓了。不過就筆者看來，那些對媒體成為被譴責的對象而認為是大快人心者，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記者發表文章批評一個公司是媒體應承擔的責任，假如報道有誤，被批評者可以名譽權受損提起訴訟，一切當以法院的判決為依歸。一個自重的媒體，就像一個循規蹈矩的企業一樣，需要相應的法律保護。

　　從陳記者的招供里，我們窺見的是其背后強大商業利益競爭的不擇手段，以及后來公權力的介入。在沒有明確定義何為“損害商業信譽罪”之前，湖南警方跨境拘捕，罔顧法律程序。陳在央視承認受賄，談到“受人指使”，此到底指的是何許人?在編輯部內，他的報題是怎么通過的?通常一篇報道必須要呈現雙方的觀點，何以編輯部把關人縱容片面報道?這些顯示了陳記者不過是一顆小小棋子，依附各種權力，在整個利益鏈條上隨時可能被犧牲。陳永洲被捕認罪，連帶新快報社長、總編被免職，看來是中聯重科在博弈中獲勝，仰仗媒體的競爭對手則一時沉寂。不過，有些人揣測，這個事件還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新快報的全面潰敗，給曾經被媒體“黑”過的企業以新希望，企圖控告媒體來翻案，農夫山泉投訴北京京華時報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

　　記者靠著自己手中的報道權來營私牟利是可恥的事，然而可恥與犯法究竟還是兩回事。在一片譴責聲中，我們很少追究陳記者報道是否嚴重失實，記者對消息源提供的信息未加核實，能否算是編造事實?到底該如何界定“損害商業信譽”?企業驅使記者去惡意攻擊對手的利益鏈是否更應該被曝光。記者欲望膨脹，喪失了恥辱感，導致了對媒體的信任危機，而目前對記者操守缺失的指責，減少了輿論同情，加深了對媒體已經低下的成見，這種撻伐的后果必然是弱化媒體，乃至喪失一個本應負起監督市場的機制。

　　美國上世紀有一樁涉及財經記者腐敗的丑聞，維南斯是一名華爾街日報記者，他執筆的“ 道聽途說”專欄，常被小股民們作為選股的依據，1983-1984 年間，美國證監會發現在他對某些公司作出正面報道前，這些公司的股價就先上漲，有跡可循。經調查后，他供認不諱以有償的方式向兩位股票經紀人透露自己要寫的內容，為此他被判刑18 個月，此事一度成為典型反面教材來警誡財經媒體從業者。當時證監會和華爾街日報對維南斯毫不留情地起訴，著眼點是維護證券市場的公正誠信，維南斯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他的瀆職傷害了他與雇主有關的利益，好比一位律師、會計師或銀行信貸部門的主管得知一項并購案而炒股獲利一樣，他們把屬于雇主、客戶的信息據為己有，構成了一種偷竊行為。新快報案涉及的是損害商業信用罪，在法律審理過程中，我們期望的是看到公正透明的追究責任，直到權錢交易所有的相關方無所遁形。

　　市場發展依賴信息的流通，改革開放以來，財經媒體采訪報道的自由度一向比其他新聞領域寬松，然而金錢的腐蝕也是最嚴重的。財經記者沒有特別的準入門檻，新快報是一份廣州的都市報，其中經濟版先后刊登18 篇質疑總部在湖南中聯重科財務報告的報道，借助網絡的傳播，迅速造成一股很大的力量，無論新聞媒體的性質和發行量的大小，在網絡上都能受到注意，在真相未明之前，對企業都可能帶來具大的殺傷力。新快報記者為了50 萬元的私利來摧毀年收入數百億的企業，這在媒體同行看來“不能算是小惡。”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自我保護需要策略。國外大公司的公關部門在眾多的媒體中，通常認定數家有公信力的財經媒體，主動而且是經常地保持溝通渠道暢通，借用重點客戶管理的模式, 細致了解信息產生的流程、編委會的結構、各司其職的權限、把關人的作用等等。一旦需要危機公關的情況出現，調動起具有公信力的媒體，多少能對抗謠言擴散的勢頭，爭取時間，部署還擊。

　　改革開放的引導原則是實事求是，財經報道要根據事實說話，建立公信力任重道遠，媒體人自律誠然是重建公信力第一步，客觀上，要回到用事實說話，少用人身毀謗，擺脫黑吃黑的惡意攻擊，不是比拼誰的后臺硬，誰就能得逞。建立現代商業文明應該是企業和媒體共同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