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有西：宏觀調控致民間金融風險進入迸發期

　　2011年下半年出現的沿海地區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家出走、自殺、被綁架，企業連續出現破產、倒閉潮，其原因不同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其涉及的主要是民營中小企業而不是大型國企;其成因主要是國內因素而不是國際金融市場因素;其外在表現的基本特征是民間高利貸進入后期崩盤階段，司法權介入處理出現了一批死刑判決平息事態，而不是國家財政投放救市場。

        因此，我們用“民間金融危機”來定位這一波金融風潮，是有一定依據的。

　　民間金融風險其實一直存在，只是去年隨著宏觀調控經濟不景氣，集中迸發出來。近年連續有一些重大的案例，可以顯示基本的脈落。2009年，浙江麗水“小姑娘”杜益敏集資詐騙案，一個文化不高的農村婦女，純民間高利貸籌資7.09億，造成嚴重損失和社會后果，法院判處她死刑已經執行。2010年，我作無罪辯護的寧波天一證券公司五個高管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8億案，公、檢、法將有證監會、銀監會批準的證券公司合法的委托理財行為，以有“保底理財”的行政法違規，錯誤地作為刑事犯罪行為打擊。法院最后采納我們律師的無罪辯護意見，又考慮公安、檢察查辦了兩年的威信，作了定罪免予刑事處罰判決。

        2010年暴發抓人，2012年才終審死刑報最高法院審核的浙江吳英案，集資債務7.7億，資產在偵查期間就被非法處置，性質按刑事方式處理，一、二審法院都判吳死刑，現復核中，引起了兩會期間全國性的輿論關注。

　　2011年下半年的民間金融危機會集中暴發，或者說兩三年前就已經逮捕偵查的案件，到這個時間突然引起全國性的關注，是同我們金融宏觀調控的蝴蝶效應到此時集中顯現有關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外向型企業和沿海省份經濟受到嚴重沖擊，浙江GDP從連續十多年的兩位數迭到6%以下，企業一片哀鴻。國務院決定刺激經濟，2009年搞4萬億投放，房地產也出臺了一系列搞活措施，包括放貸和免除二手忘交易稅。而這些投放，主要是用在高鐵等國家重點項目和大型國企骨干企業，真正落到民營中小企業、私營企業的極少。

        結果這種投放迅速拉動了基礎原材料的上漲，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帶動了居民消費價格的上漲和房產消費的壓力。從而形成了社會穩定的政治性壓力。于是國家開始宏觀調控，連續提高銀行準備金，銀行回吸存款，對房地產采取的搞死的組合權。一是一律不貸款，土地抵押貸款停辦;二是用計劃經濟手段干預市場，不準賣二套房;三是加征房產交易稅。這種組合權令一些民營中小企業一下子面臨絕境。

        本來用二億流動資金拍得土地，用土地抵押貸款1億，完全可以把樓建上去，建筑公司墊資建樓，接到房產銷售，基本上能夠遠轉，這樣一調控，企業必須再籌集二億現金流，才能完成這樣樓盤的開發。加上股市的政策性調控、礦業的安全性調控和環保性調控，民營企業的生存益發艱難。政府4萬億投放時,民企受益很少。而宏觀收縮時,都壓到民企頭上，他們首當其沖。銀行緊縮銀根，將企業逼向了民間高利貸籌款經營。國企向銀行貸款出現壞帳，其消化方式，是政府和銀行埋單，作壞賬處理;而民企向民間高利借款的消化方式，用刑事手段打擊平息民憤。“放水時淹死,抽水時干死”，民間高利貸成了摧垮民營企業的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