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權力制衡是未來中國改革的關鍵

　　進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一般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非進一步改革不行甚至到了改革刻不容緩的關頭，但問題是如何改?中國的下一步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從哪里著手?如何啟動?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又是什么?

　　2月28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向中國政府決策層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六條建議：(1)，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2)，推動創新，建立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的開放型社會。(3)，促進綠色發展。(4)，為所有人提供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5)，加強財政體系建設，改善財政可持續性。這涉及三個關鍵領域：確保各級政府有充足的財力以滿足支出需求;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調整支出結構，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確保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方繼續融入全球市場。

　　佐利克先生所提出的這六項建議,乍看來宏大、全面且現實，但仔細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條建議均非常“虛”，并沒有真正觸及到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運行的深層次的核心問題。并且，即使這六條改革建議所涉及到的確實是在當今中國社會中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其具體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值得懷疑。

　　在經歷了30余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么?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大致理清在當今中國社會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主要有哪些。

　　縱觀近些年來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大致以粗略地將其歸納為以下8大類：

　　第一， 政府官員腐敗案件貪腐案件大面積發生而屢治不果。

　　第二， 第二，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社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

　　第三， 整個社會越來越靠政府和國有部門的項目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系經濟增長。

　　第四， 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費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

　　第五， 廣義貨幣不斷膨脹，房價和消費品物價快速上升，結果導致中國食品[7.39 0.54%]和日常生活用品物價水平已經接近有些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第六， 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用在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支出又嚴重不足，導致民生困頓、民怨積累。

　　第七， 社會誠信和商業倫理嚴重缺失，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環境污染乃至商業欺詐等問題在各種媒體上不斷曝光，屢治不果。

　　上述七類問題不斷惡化，又衍生出了困擾當今中國政府決策層的第八個社會問題：一些惡性事件和萬人以上群體事件不時發生，社會內部的緊張程度不斷增強。

　　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蘊生并積累下來上述8大社會問題，且上述問題交織在一起而不斷惡化?追根溯源，就會發現，上述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或言或多或少地——與政府的行政權力不受任何實質性的約束與制衡有關。

　　單從中國的稅收和財政體制來看，現下中國各級政府已掌握了十幾萬億的財稅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賣地收入和其他各種預算外收入，保守的估計也要十七八、萬億元(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國各級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已達到了15萬億元)。這么大的政府財力盤子，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又不公開透明，政府官員腐敗大面積地發生而屢治不果，還不是這種缺少民主預算和財政公開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個必然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內部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中國的大多數富人多與權力有直接和間接關系，難道不與具有這種財政體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

　　上面所說的當今中國社會的八大類問題，越來越強烈地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體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與政府體制和整個政治體制連在一起的財政體制改革，應該是當下和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

　　由此看來，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并不是市場化改革不足和不夠的問題，而是在已市場化了當今中國社會中政府不但調控和管理著市場，而且以市場化的手段直接參與市場，一些政府官員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公開或隱秘地運用所掌控的權力和掌控的巨大資源來為自己家人和親友謀利和尋租的問題。因此，未來中國要走向一個良序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用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制度規則來使政府的權力受到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如果現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規則不能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確立，政府權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實質性的制衡，談任何表層的市場化改革，談任何政治體制改革，談“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乃至將現在的國有大企業進一步的私有化”，都只能會流于空談，也肯定達不到預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