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稱賣地是被逼出來的

　　地方財政如坐過山車，剛總結完去年財政增收兩三成，今年1月多省市卻爆出負增長。

　　記者獲悉，北京、上海、重慶三個直轄市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紛紛出現負增長，而像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同樣沒有逃過厄運。具體來說，上海和重慶的一般預算財政收入增長為正，但一旦計入土地出讓收入，其財政收入均變成負增長，因為兩地土地收入均下降達60%以上。“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中國的很多城市發展與否就看有沒有房地產。”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說，斬斷地方政府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現有階段除了調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體系外，沒有別的更好辦法。

　　地方財政負增長

　　記者了解到，1月份的財政收入排行榜上，北京、上海、重慶、廣州這些一線城市都排在了末尾，而且出現了近年少見的負增長，其中北京市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0%，重慶下降16%，上海下降7.4%。

　　這些城市的房地產在全國曾最活躍、價格最高，土地出讓收入也是最多的——2011年三地土地出讓收入均超過1000億元規模。但中國指數研究院公布的數據顯示，1月全國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比同期下降67%，其中住宅類用地下降74%。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工業用地是倒貼錢的，只有以住宅為主的商業用地才是土地收入的來源，所以房地產對于很多地方經濟發展來說就是支柱。

　　重慶市1月份一般預算收入完成147.2億元，增長8.7%，如果考慮到重慶的土地收入，重慶財政收入則比去年同期下降16%。以重慶市公布的1月份稅收收入分析，與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的稅收收入大部分出現負增長，如土地增值稅下降14.3%，城鎮土地使用稅下降46.8%，契稅下降20.3%，而由于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影響，營業稅也只增長了0.8%。

　　與重慶一樣，各地的稅收中，與房地產和土地相關的稅收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南京稅務部門一位官員表示，房地產和土地相關稅收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出現增速放緩趨勢，但由于體現到稅收有一定滯后，到今年1月形勢顯得更為嚴峻。據悉，1月份，南京住宅用地交易為零，相應影響其稅收和土地收入。

　　房地產和土地能將政府收入由“正”改“負”，同樣也能以“一己之力挽救財政于水火之中”。

　　2009年當中國經濟剛剛從全球經濟危機中復蘇，各項經濟指標還遠未樂觀的時候，房地產業卻異軍突起。據財政部分析，當年與房地產和土地相關的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營業稅等增長對總的稅收增長貢獻近40%，把當年全年稅收收入增幅扶上9%，得以完成目標任務。

　　同年，全國財政收入6.8萬億，土地出讓收入1.4萬億，雖不在一般預算財政收入中統計，但為中國迅速從經濟危機中走出有很大貢獻。到了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2.9萬億，與8.1萬億的公共財政收入一起，給中國政府帶來10萬億的收入。

　　被逼出來的賣地潮

　　2011年底，上海財經大學曾舉辦過一期對地方財政官員的培訓班，培訓老師問這些官員學生，“地方一般預算財政收入增幅高，為何還要爭相賣地”。當時無論是來自東部還是西部的官員學生均表示，一般預算的財政收入只能應付各種政府運行成本、社保民生支出等，那些經濟建設需要的資金地方必須依賴土地收入，而經濟發展仍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務之一。

　　一位地方政府官員對記者分析稱，地方發展需要招商引資，讓企業在本地落戶，而土地不免費誰來呢，你周邊的地方都免費供地，你怎么競爭。但國家不允許無償出讓，地方財政就要墊資，這個虧空就需要商業用地的出讓來彌補。為此地方就需要想盡辦法開發土地出讓土地，以此推動地方經濟建設和發展，最終獲得滿意的GDP和財政收入增幅。

　　在過去兩年，重慶財政收入都是以60%的增幅實現“開門紅”的，今年的情形不免讓人有些悲觀，重慶官方表示，形勢嚴峻，財稅部門要做到應收盡收。

　　“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已經超前建設發展了，現在需要消化，放慢速度有利于轉變經濟結構，也就是退一步可以前進兩步。”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規劃師董光器說。

　　這些年中國的主要城市其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現在是還賬的時候了，負增長并不可怕，健康發展才是目標。”董光器表示。

　　但地方政府卻沉不住氣，因為新項目要開工，老項目要續建，這些都需要土地收入去注資。近兩個月，已有部分地方政府試探性地放松對房地產的限購政策。

　　今年北京市已將全年土地出讓金收入預算調低為900億，上海也將土地收入從1400億調減為1250億。

　　楊志勇認為，斬斷地方政府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現有階段除了調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體系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

　　上述地方政府官員表示，一般預算財政收入承擔政府運行成本，各種社保、教育、保障房支出，還要為中央一些項目配套資金，沒有任何剩余。沒有土地收入的支持地方就開展不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任何建設和工作，“賣地真是被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