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 | 陳樹津：為祖國自豪！為紡織驕傲

編者按：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中國紡織工業從弱到強，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發展，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紡織業作為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母親行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已將中國建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原副會長 陳樹津

我自豪，因為我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新中國同齡；我幸運，因為我70年來沐浴在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里。

千載難逢，與新中國同齡

我是典型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那代人。

1949年1月，我有了生命，在娘的肚子里感受到了解放軍解放天津的隆隆炮聲。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我父親是職員，上世紀20年代就通過了官辦鐵路的考試而就職，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經歷了軍閥民國時期、日偽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小時候常聽他們說：“舊社會讓人擔驚受怕，過日子提心吊膽，還要逃難，又不得安寧，還是新社會好！共產黨好！”

我長大后上學、工作，進入社會幾十年，期間經歷、見聞不可謂不多，也讀過一點書，有過一些思考，還去過50個國家和地區，心中難免要做一番比較。結論是：“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最崇高的思想”，“中國共產黨是國際上最偉大的政黨”。

所以，我自豪，因為我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新中國同齡；我幸運，因為我70年來沐浴在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里。

三番四復，步入紡織行業

我從1965年到2014年在紡織行業工作了49年，“從一而終”。進入這個行業有些戲劇性，也可以說是命運使然。當年初中畢業時（1965年），我一心想上高中，而且升學考試考得也不錯，數學還是滿分，但特殊原因，我落榜了。那時候國家號召應屆畢業生“一顆紅心，兩種準備”，鼓勵應屆畢業生上邊疆、去農村，于是我報了名，去寧夏生產建設兵團。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區教育局從中協調，安排我成為了一名“中央代培徒工”，進入了代為培訓的“天津市紡織機械第二配件廠”，學習銑工技術。三年學徒期滿，我將被調往國防工業三線軍工企業。后來情況又發生了變化，1966年由于歷史原因，廠里通知說，奉上級指示，這批“中央代培徒工”一律轉為“地方代培徒工”，出師后即為委托培訓廠的正式職工，不再調往三線軍工企業。可以說從1965年學徒開始，我就步入了紡織行業。

入行之前，雖然我年齡不大，但已感到紡織行業是個轟轟烈烈的行業，因為我長在天津，通過平時的各種新聞，包括文體活動報道、國慶游行報道等等，日積月累，早就知道了天津有國棉一廠以及棉二、棉三、棉四、棉五、棉六（北洋）、一毛、二毛、三毛、天針、天麻、天印、天津紡機廠……哪個廠不是幾千上萬人的工廠，哪個廠沒有大片的廠房車間，哪個廠沒有職工宿舍、工人新村、劇場、俱樂部、幼兒園、業余足球隊、籃球隊、京劇團、評劇團……別的行業好像大廠不多，只有紡織行業大廠排著隊數。若干年后知道了天津是新中國在原來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最重要的紡織工業基地之一，而后更是知道了我國紡織行業在改革開放中能夠不斷取得如此輝煌成就，是和以錢之光為首的紡織前輩（包括廣大紡織工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打下的牢固基礎根本分不開的。

入行之后，至今已經54年，我身臨其境見證了中國紡織工業走上世界之巔的奮斗歷程。

比如紡織機械方面，這是我的入行之門。我進廠學徒時，紡機行業已經在短短的十幾年里取得快速的進步，生產了大量的設備來武裝紡織企業。當時我們銑工組既有國產的平面銑、重慶滾齒機等，也有進口波蘭、德國的萬能銑床（我開的是后者）。我們是小廠，國有大廠如山西經緯紡機廠、上海中國紡機廠、天津紡機廠等設備自然要比我們廠好得多。而這些年我去過一些紡機廠，看到企業現在普遍都使用先進的數控機床，許多還有柔性加工生產線。1978年我國紡機出口只有區區2000多萬美元，2018年出口已達36.66億美元。目前我國纖維加工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這得需要多少設備才能生產出來！盡管我國每年進口設備量不小，但大部分還是依靠自己制造加工的設備，而這不僅僅表現為數量，也蘊含著水平。

又如化學纖維方面。1974年初我調到天津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公司工作，記得1976年左右，公司所屬三配件廠一位技術員來公司辦事，他穿著一條的確良褲子，挺括的布面、筆直的褲線，很神氣，讓大家很是羨慕，因為當時大多數人都沒有嘛。1978年我到了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81年我們編寫《紡織工業簡報》時就出現了滌綸混紡布滯銷的內容，這才幾年，變化真大。1975年我國滌綸產量為1.75萬噸，1981年產量是其10倍，為17.6萬噸。現在看這產量連小兒科都算不上，但是那個時代是了不起的進步。再看如今，2018年全世界化纖產量6500多萬噸，其中我國產量竟達5011萬噸。雖然化學纖維各大品種不是我國發明的，但是國產設備和生產工藝我們卻是先進的，并且還開發了大量的化學纖維新產品。

再如三大類產品方面。1984年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們討論，首先提出了紡織終端三大類產品概念，當時叫做服裝、裝飾用紡織品和產業用紡織品“三大支柱”產品。當年，紡織工業部還辦了一個展覽會，我當時是聯系新聞宣傳口的，中央電視臺派沈力同志（新中國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和主持人）來，對國產“三大支柱”產品進行宣傳，在《為您服務》節目中播放。那時候服裝還是重頭戲，占比在80%左右，裝飾用和產業用紡織品還比較少，而發達國家差不多已各占1/3了。這些年來我們更科學地采用“服裝、家用紡織品和產業用紡織品”的稱謂，并且在歷次五年發展規劃中都提出了各占比例。“十三五”期末，也就是2020年，這三大類終端產品的比例將到40：27：33。家用紡織品和產業用紡織品有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體現高技術的產業用紡織品更是大踏步發展。

70年來，中國紡織工業發生了不可思議、難以想象的發展變化。我國紡織行業老領導、老專家吳鶴松、陳義方、張國和、薛慶時等編著，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原會長杜鈺洲作導言的《中國紡織工業發展歷程研究》，對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史作了最充分的介紹，讀了這本書，你會感到如果曾經是紡織行業中的一員并且做了一些工作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兩次改革，一生難以忘懷

我到紡織工業部工作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正好是同一年，因此，我有幸了解全國紡織行業改革開放40年的全過程，而且也親身參與了其中一些重要改革工作。讓我終身難忘的有兩次。

一次是1998～2000年的國有紡織企業改革脫困突破口戰役，那時我任國家紡織工業局企業改革司司長。上世紀90年代，由于國有企業機制體制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處于極為困難的境地，1996年僅紡織行業國有企業虧損額就達106億元，國企改革迫在眉睫。1997年12月29日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決定，要以紡織行業為突破口，推進國有企業改革。1998年2月27日，國務院發出《關于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具體要求用三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后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到2000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為實現紡織工業產業升級和振興奠定基礎，對其他行業國有企業改革起帶頭和示范作用。當時是由國家紡織工業局負責組織全行業打突破口戰役的，局里成立了領導小組，并成立了“壓錠調整扭虧工作辦公室”，我被任命為副主任并配合王天凱副局長負責辦公室全面工作，全局1/3同志直接投入到這場戰役里。經過兩年多全行業上下努力，在省市各級政府的支持下，提前完成了壓錠和分流任務，2000年也實現了全行業扭虧為盈。改革是要付出成本、代價的，我最感慨的是這次突破口戰役中被分流安置下崗的120多萬職工，盡管國家最大化地出臺了許多政策，但他們還是承擔了相當的成本，保證了順利分流安置。他們為紡織行業戰略大調整和以后的行業騰飛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向他們表示敬意。

另一次是2001年的國家機關機構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機關機構改革不斷推進，紡織行業主管部門更是排在前邊。2001年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國務院撤銷了長達52年之久的全國紡織工業主管部門，改建為社會組織性質的行業協會——中國紡織工業協會（2011年更名為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從此，我們走上了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創辦有中國特色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的探索之路。

十幾年來，協會在充滿著機遇和挑戰的創新路上，一直義無反顧地前行著，我們不斷完善協會結構體系、聚攏行業力量、凝練行業戰略、堅持服務為本、創新工作方式，提升協會內力，協會組織和中國的紡織業一起成長、壯大。十幾年前國務院決定撤局建會，實踐證明這個改革方向是對的，產業協會是能夠成為政府的好助手、引導行業和企業發展的，是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的。新中國要建設成為世界紡織強國，協會組織也要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專業協會組織，對此，協會的同志還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