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真的是當下時裝界的救命稻草嗎?

　　眼下，回望2012年，已經過了將近5年。那一年，鬧得沸沸揚揚的2012年末日之說并未成為現實。2012年12月21日，世界仍舊正常運行，沒有連續三天的黑夜蒞臨，也沒有新世紀的諾亞方舟。

　　但在那一年成為現實的，是蘋果推出的iPhone 5首次增大了屏幕尺寸、微信公眾號平臺初期版本橫空出世、Facebook以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Instagram……

　　5年后，在2016年即將成為歷史的前一刻，假設即便是世界末日真的降臨，那人類的足跡也不會像瑪雅文化那樣消失殆盡，除非地球爆炸，不然取代人類統治這個星球的生物一定能從當年人類留下的手機殘骸中得知過去的點點滴滴;倘若有幸運兒能坐上高科技諾亞方舟逃離，那恐怕他們在告別家園時，也是在用手機拍攝這最后的告別時刻……

　　據世界服裝鞋帽網了解，智能手機和因此而生的社交媒體并沒有改變我們，而是讓我們獲取了一個放大自己的渠道——但這對時裝界，卻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社交媒體時代，“我”字至上

　　今年10月份的巴黎春夏時裝周期間，一位就職于國內某男性時裝刊物的時裝編輯和另一位超級KOL\網紅級別的知名造型師在當地的某個餐館內有這樣一番對話。

　　“我覺得還是要去時裝周親自看秀，這樣才能通過秀場的布景、燈光還有近距離觀察模特的造型和衣服，知道一個品牌這一季的完整概念。”男裝編輯說。

　　“如果讓我自己選，我只去我感興趣的秀，那些我不喜歡的我為什么要去呢?”網紅造型師反問，且不忘補充一句：“社交媒體真的改變了這一切。”

　　這是一場傳統與當下的對峙，也注定是一番難以定論孰是孰非的對話，因為這世界上本就沒有絕對，特別是在這個社交媒體時代。

　　縱觀2016的時裝界，幾乎所有話題都是圍繞社交媒體而生，因為它的流行，傳統時裝平媒遭遇瓶頸、時裝電商臨近轉型點、時裝在線銷售渠道擴展至社交媒體平臺、時裝零售模式面臨即秀即買模式、Instant Fashion式需求的挑戰，實體和線上銷售寄希望于大數據分析、營銷、傳播層面亦受網紅效應與粉絲經濟的影響而轉化……

　　或許你也聽說了不少因社交媒體而生的八卦軼事：堅守精英陣地的時裝人對網絡和社交媒體質疑及痛斥、國內微信訂閱號流量數據作假、Kendall Jenner關閉Instagram，稱自己想回歸真實生活后又迅速回歸、腕表品牌積家啟用Papi醬等幾位網紅拍攝的廣告引起爭議，美版Vogue的編輯和時裝網紅間的唇舌戰——如果你在微博或者微信里關注了幾位國內的時裝媒體人，也能經常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的口誅筆伐，亦或者聽到私下里有關于“這個博主很賺錢、但很low”的討論。

　　在外人來看，這一切無非是老派作風的人出于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而生的“專業“論斷，但在時裝界，即便是最堅守精英之上觀點的人，也不可能逃離社交媒體的影響。

　　事實上，幾乎沒有人能在這個時代離開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當你習慣了吃飯、旅游甚至睡覺都要自拍、國內菜市場的商販陸續推出手機掃碼付款的服務，曾經指責網絡害人的父母輩都開始使用手機直播時，又有誰能質疑這個時代沒有變呢?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性格時，不愿再花費時間和精力，因為從對方的社交媒體賬號所發布的內容就能分析，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或者他想給外人呈現一個怎樣的自己。

　　幾乎每一種新溝通、信息分享的模式誕生時，與之相對的傳統方式都曾遭遇過被取代的斷言，但在過去，電話的發明沒有終止郵件的使用、電視的出現沒有結束電臺的發展，網站的增多也沒有讓報紙和雜志感到絕對危機，向來是由少數精英人群左右的時裝界更是不受影響，獨來獨往。可為什么并非是開天辟地之舉的社交媒體卻打破了這種局面?

　　從電子郵件、BBS論壇、即時通訊軟件、博客到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微信以及眾多直播平臺和媒介，信息獲取、分享工具完成了向社交媒體的轉變，后者的功能模塊涉及層面愈加廣泛，且使用成本和門檻亦愈加簡便，達到了使其用戶層級的不斷下沉的目標。

　　伴隨著用戶下沉，是社交媒體最核心的吸引力：讓使用者在關注其他人的同時，更關注自己。我們健身、購物、出游、交友、發表觀點、崇尚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展示、交流，傳播，甚至希望因此獲利，那恐怕做這些事情的推動力，如今要大打折扣。

　　可在大部分受推崇的宗教中，“自己”都是一種虛無的存在，是作為非理想形態的人類的障礙和需要克服的目標。同樣，“見己”是“忘己”的必經之路，只不過，大多數人耗盡一生之力，卻也總是停留在“見己”這個階段。這點，從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的社交媒體策略、隨之爆出的假新聞事件、以及愈演愈烈的民主變極端民粹風潮中不難看出，如果說社交媒體有利的一部分是給予了更多人展現自己才能的開放機會，那隨之而來的一面則是激化了用戶對“自己”的重視——無關創造，我們只選擇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或者和自己有關系的那部分。

　　聰明且有運氣的人會因社交媒體如魚得水，愚蠢的人會變的更愚蠢，恪守常規的人則會感嘆生不逢時——問題是，社交媒體對自我的放大，讓每個人都誤以為自己是最聰明最幸運的那個人。

　　社交媒體用戶下沉，時裝界精英群體跟著下沉

　　《2016：時裝精英階層的淪落》，這是《紐約客》在本年末的一篇文章標題。的確，時裝界的精英感正在因社交媒體用戶下沉而跟著下沉，前者仰仗的傳播特點和方式也讓包括時裝界在內的各路精英(或者自詡為精英階層的人)倍感厭惡。

　　代表精英派作風的Raf Simons曾在和System雜志的采訪中表示如今的時裝界已不再屬于小集體的精英階層，而在今年，刊登發表的他與Miuccia Prada的對談中，他談及這世界上從不乏設計優秀的品牌和時裝，而之所以是憧憬并喜愛Prada，是因為感覺自己和Prada所營造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同脈相連——這種在過去以品牌和顧客特質彼此劃分和吸引的“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模式，如今已被Y時代、Z時代以及國內俗稱的90后的人口增長點所取代。

　　生活在上海的Judy是外人口中的富二代，也是奢侈品、時裝品牌最看重的客群之一，但經過了幾年炫富式的一擲千金，她如今也想要變得體面起來：“我和我幾個朋友都覺得現在奢侈品在網上做宣傳的形象太low，動不動就請一些拍了一堆爛片的明星做活動，誰要看她們穿了什么拿了什么啊!我就奇怪了，既然你們這些專業的覺得low，我們這些傻大款也覺得low，那到底是誰low啊?”Judy也不愿意下沉，但增長點對象的文化層級下沉，卻也不是奢侈品和時裝品牌可以扭轉的。

　　大數據亦會令時裝精英感到沮喪，當下時裝零售商正像尋求算命師傅一樣，努力收集來自客戶的各方面信息，將希望寄托于大數據之下帶來的針對性消費，而部分媒體也試圖通過數據分析，為讀者帶來最符合其興趣愛好的內容。這意味著左右設計和創作的重要參考，將是數據，而不再是那些晦澀難懂、玄乎其玄的“靈感”，更不再完全依靠精英階層的學識和才華。

　　長久以來，奢侈品、時裝界相較于其他領域，都顯得較為小眾，其掌控權也屬于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但顯然這個領域現在已經被大量的外來者所瓜分。在這點上，特朗普的當選，已經間接象征時裝界曾經牢固的精英模式勢必要遭到重創——這并非因為某個人的出現或掌權，而是由于所謂的精英群體由于長期安于現狀的自我封閉，已經是一個徒有虛表的空殼。

　　但破碎的是空客，無論時裝界多么民主，它終究是需要領導者的，只不過，精英派領導者不能像過去一樣罷了。因為正是社交媒體對用戶自我價值的放大，間接激發了人類另一個特性：遺忘。

　　“創新”真的是當下時裝界的救命稻草嗎?

　　對于社交媒體引起的種種模式改革，以及時裝精英地位的下滑，絕大多數人將“創新”視為真正的救命稻草，但時裝真的是一個強調創新的行業嗎?

　　與其說是創新是時裝界的核心所在，倒不如說是用各種方式堆砌的距離感。好比一位手握長鞭的SM女王，她未必漂亮，但她能給你的，是一般人不能給予的快感;她也像一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像是一位占卜師，懂得察言觀色，曉得從最細微的神情言語中，勾起來者的喜好;她更是一位專治的獨裁者——當你對Hermès著名的Birkin包產生占有欲的時候，自然不是因為“創新”。事實上，自問世以來，其設計和造型始終未有實質變化。

　　從2015年底火到今年的Vetements亦是如此，時裝商業評論BoF在前不久還將其主腦Demna Gvasalia封為2016年度人物，認為其在商業模式和時裝審美層面的新創舉，是值得推崇的關鍵，但縱觀該品牌嚴格的批發、第三方銷售渠道、采購限額和價格舉措，都是奢侈品為了保證營造距離感慣用的手段。唯一不同的是，該品牌為了調整當季產品的銷售周期，重新規劃了辦秀時間。

　　而從設計層面上講，老派的時裝人或許不能理解為何Vetements能夠如此火熱，Demna Gvasalia對Martin Margiela早期作品的重復痕跡也在其作品中一覽無遺，但即便被后人視為神話一般的Christian Dior時代的New Look，想來也只是一個因時代社會背景而走紅的新穎的造型。Vetements和新一代的Gucci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它們分別代表了兩個極端：前者讓人覺得毫無正常意義的美感，后者讓人覺得美得不假思索，但美麗與否不是重點，時裝史上向來不乏這種極端案例，關鍵是他們的出現，都在特定時期循環了歷史，成為當下審美消費疲勞的解藥。

　　只不過在社交媒體時代，這副解藥的藥力，只能充當是止痛藥。社交媒體對人類自我意識的放大，讓過去奢侈品和時裝品牌手中的鞭子的吸引力越來越小。

　　12月22日，意大利版Vogue主編Franca Sozzani因病離世，恐怕人們已經記不清這是今年時裝、文化界失去的第幾位巨匠了。不出意料，Franca Sozzani的離世，掀起了國內外社交媒體不到48小時的高潮，人們緬懷她的創舉，感嘆這個亂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回眸以往的美好時代是多么令人興奮——但這就如同中國霧霾、冬至的餃子這些社交媒體熱點一樣，在思考的背后，充滿了套路化的思維模式，更禁不起社交媒體的時效屬性。過去的創新再偉大，在時裝界的產業速度來看，也不過是蜻蜓點水，如果不能將過去運用到現在，它的歷史意義只能存在于書本中。

　　時裝界之所以推崇精英，正是它的權威和獨裁帶來的距離感和脅迫感，讓人們俯首稱臣，而社交媒體就像一頭野獸，在釋放人類本性的過程中，近乎撕裂了這層牢固的鎧甲，也讓那些大喊著創新的人的話成了空口號。

　　這亦是我們在上周著重推舉Longchamp中國近日推出的微信媒體中心的緣由，因為它誕生背后的思維模式，是基于對目標群體最細致入微的需求的了解，而這也正是奢侈品、時裝品牌在社交媒體時代不應該遺忘的根本——你對這個世界有多敏感，就有多少機會能和社交媒體和大數據這頭因人性而生的野獸和平相處。

　　但如果你仍對過去的美好時光不能釋懷，感嘆這個時代的混亂和無序，那要怪只能怪Steve Jobs以及他的團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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