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棉花結構調整是關鍵

　　中國棉花協會調查顯示，2015年棉花實際種植面積可能不足5000萬畝，為建國以來最低年份。國家棉花產業技術體系育種崗位科學家、河北農業大學馬峙英在輾轉河北衡水、山東濱州等地對棉花生產形勢調研后，對棉花種植面積逐年下降的嚴峻態勢實為擔憂。

　　“我國棉花種植面積常年未低于7000萬畝。過去棉花生產遇到棉鈴蟲、黃萎病嚴重危害等問題，也從沒像這兩年下降得這么厲害。”跟棉花打了30多年交道，馬峙英對棉花面積變化洞若觀火。

　　是什么原因導致棉農不再愿意種棉花？杜珉在農業部一次會議上和參會專家達成共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產品價格“天花板”和生產成本“地板”的碰撞，說白了，農民種棉花“掙不著錢”。

　　“現在棉花市場價格大約1.3萬元/噸，而在新疆，生產一斤棉花的成本就要6.8元。”杜珉指出，內地棉區植棉成本同樣居高不下。有些地方的“地板”比“天花板”還高，棉農便沒了收益空間。

　　但國內棉花在國際市場仍然沒有優勢。2011~2013年，國內棉花臨時收儲期間，印度、美國的棉花價格每噸比國內低幾千元。2014年國家實施目標價格和相關補貼政策以來，國內國際棉價逐漸接軌，但在質量上國產棉與進口棉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自然的，紡紗廠等棉花需求大戶更多選擇質優價廉的進口棉，國產棉則以政府托市價格基本流向了國家儲備倉庫。針對這一現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感嘆：我國農產品最大的問題是“三量齊增”的怪象——產量、庫存量在增加，進口量也在增加。

　　繼續種棉的理由

　　既然進口棉價格又好，質量又高，只進口不生產行不行？

　　“肯定不行。”馬峙英告訴記者，“我們至少要保證60%的用棉靠自己，否則我們對棉花的話語權、定價權就沒了。讓其他國家決定我們的用棉，將來的風險會更大。”

　　他指出，棉花作為經濟作物，產業鏈較長，種植、加工、商貿整條產業鏈上系著“一億農民、兩千萬工人和大量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因此棉產業不是僅僅棉花種植那么簡單：“我們不能一邊買國外的棉花，一邊讓大量勞動人口無事可做，尤其是在那些土地和生態條件只適宜種棉的地區。”

　　在衡水，植棉似乎是這個地區挽救地下水不斷下降的不二選擇。

　　衡水市農牧局調研員陳桂榮介紹說，衡水歷史上種雜糧，自2001年開始，棉花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到2013年達到峰值。植棉面積下滑也是在這一年開始的，在國家實行糧食直補等政策的刺激下，衡水的小麥、玉米種植面積急劇上升，大量棉田變糧田。

　　小麥+玉米的耕作方式，加劇了華北地下漏斗區的形成——衡水的農田灌溉用水占到總用水的82%。

　　很快，華北地下水超采的問題“驚動了黨中央”。“冀棗衡漏斗”和“山東德州漏斗”相互嵌套，與“滄州漏斗”“邢臺巨新漏斗”“天津漏斗”等連成一片，在河北東部平原形成了世界上面積最大、最深的深層淡水“漏斗區”，已成為國內乃至國際關注的生態問題。

　　“漏斗區的水資源已不足以支撐糧食作物產量的長期大面積持續增長。棉花的用水量約為小麥+玉米的1/5~1/4，還耐鹽堿、耐瘠薄，在這種地區，植棉是作物結構調整的最佳選擇。”參加國家棉花產業技術體系棉花生產調研的專家們一致認為。

　　還須應對多項挑戰

　　在老棉花人眼里，棉花不是簡單的經濟作物，他們對“棉花興百業興，棉花損百業損”有深刻體會。“無糧不穩，無棉不安。”國家棉花產業技術體系冀南試驗站站長、河北邯鄲農科院原院長宋玉田研究員這樣說。

　　然而讓糧田變回棉田，談何容易——老農們也承擔不起白忙活一年的代價。

　　在位于華北地下水超采核心區域的黑龍港流域，自2014年開始，國家拿出每噸皮棉2000元，補貼每年只種一季棉花的農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戶植棉的積極性，然而這在杜珉看來，靠補貼植棉的日子無以為繼。

　　而且，棉花生產成本高，與其機械化程度低不無關系。由于棉花是一種生產技術性較強的作物，生產管理和采摘等環節費工費時，如果沒有較高收益驅使，農民的積極性不高。

　　此外，國家棉花產業技術體系病蟲害崗位科學家、河北省農林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馬平研究員指出，棉花是個“藥罐子”，一生病蟲害多發，需要頻繁使用農藥。而落后的生產方式直接損害著棉農的身體健康，也造成農民植棉意愿下降。

　　“適度規模化種植是我們必須逾越的一道坎。”中國棉花學會副秘書長翟學軍提出，實現了規模化種植，采棉機等大型農業機械才有用武之地，并且棉花品種、品質問題也容易解決。

　　馬峙英就此提出，棉花產業的科研工作也要迎頭跟上，國家應予繼續加大經費支持，加快研發高效簡化的植棉技術體系，如適宜的抗病蟲高產優質早熟棉品種、棉田全機械化管理農機具以及農機農藝融合的配套管理技術等，幫助棉農把植棉成本降下來，把棉花品質提上去，讓農民“快樂植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