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別為拯救外貿企業向出口導向體制回歸
前三季度,中國進出口超過20%的增速在動蕩的外圍環境中格外顯眼。
然而,歐美債務危機尚未從泥淖中走出,世界經濟復蘇乏力,這對外向型的中國經濟影響不可避免。明年中國外貿的發展路徑與目標如何,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會有所涉及。
借助國際市場套現人口紅利,逐年攀升的“雙順差”,使得中國不得不面對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壓力。伴隨全球市場黃金時代的落幕,中國在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的慣性下,外貿轉型步履多艱。
對于背負“世界工廠”之名的中國來說,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既是一場深刻的經濟變革,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觀念變革。
明年外貿形勢如何,轉型之路在哪里,帶著這些問題,本報專訪發改委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張燕生。
明年外貿形勢不樂觀
《21世紀》:從商貿部門的判斷來看,今年外貿的形勢不容樂觀,到明年一季度可能更糟,你怎么看目前的外貿狀況?
張燕生:我們都知道出口取決于外需,進口取決于內需,從目前的情況看,外需的形勢很不好,內需的形勢相對還不錯,因此今年前十個月進口的增速明顯快于出口,這是一個基本的態勢。
進出口到明年也不樂觀,原油、鐵礦石、農產品價格依然在高位震蕩。這些大宗商品價格嚴格講都應該由供求關系決定。但實際上你會發現,美、日、歐經濟現在嚴重缺少有效需求,新興經濟體增長也在減速,美元、歐元大幅度振蕩,全球流動性泛濫,在這種情況下,大宗商品價格脫離供求關系的基本面,仍然是保持在一個較高的價格水平。導致今年前十個月我國進口的原油、鐵礦石和谷物,價格依舊居高不下,因此這就導致了中國的食品價格和CPI的不穩定,對于中國的外貿企業來講,這是成本上升的基本面。
《21世紀》:外貿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張燕生:外貿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匯率風險和貿易摩擦。有兩個事實會延續到明年,一是美國提出來的匯率法案,從目前的情況看,該法案變成法律的可能性相當大,如果該法案得到兩院通過和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由此認定中國是匯率操縱國,那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面臨類似1971年史密森協定世界主要國家面臨的那種困境,即所有對美出口加征進口附加稅。如果中國采取貿易報復性措施,中、美兩國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如果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來打貿易戰的話,那么對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和貿易都將是一場惡夢。
《21世紀》: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會是什么樣的結果?
張燕生:包括近期美國對中國光伏企業的“雙反”調查,都意味著今年和明年我們所面臨的匯率風險和貿易摩擦會非常激烈。從我們調研企業的情況看,這個問題對企業是最大的不確定性風險。2005年5月和6月,中歐和中美的紡織品貿易沖突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一旦美國和歐洲對中國的紡織品貿易實施特殊保障制裁的時候,中國對美國和歐洲的紡織服裝出口大量積壓在口岸港口,造成中方巨大的貿易損失。
更糟糕的是,美歐提出的一系列對華貿易爭端,不僅僅是在貿易和通商領域,更多的是聚集到國內政策上,比如歐美現在提出一個“競爭中性”的概念。他認為你的國內競爭政策是非中性的,政府對國有企業有支持和補貼,就會對你進行反補貼的調查并采取措施,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和轉型中國家,在行使國際規則方面,歐美比我們有明顯的優勢,這對于我們明年的出口形勢也是非常不利的。
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我們就會發現,外貿企業無論是轉內銷還是轉新興市場,都是一個長期的調整過程,短期內不可能見到效果,也包括通過資本輸出來帶動出口結構的轉變,也包括積極開辟新興市場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也包括推動技術、管理和市場創新加快企業的產品升級,都是很不容易的。
當前,政府的宏觀政策,應當為外貿企業轉型升級提供更好的宏觀環境。逆境之中是最有利于調整結構的,我們不希望為了拯救外貿企業,導致出口導向的舊體制回歸,還是應該往前走一步,推動外貿結構的轉變,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這是最關鍵的。
對中國來講,外貿高增長這么多年,應該有一次大的調整階段,借目前的困境來加快實施,對于企業長遠發展和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是有好處。
轉型前景
《21世紀》:目前外貿轉型真正有了一些跡象嗎?
張燕生:從外貿形勢來講,轉型升級的前景不容樂觀。其中一個原因在于,我國外貿的半壁江山是外資企業擔當的,其中主要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完成的。加工貿易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代工模式,一種是自主生產模式。代工是指臺港澳企業為歐美企業代工,大陸企業為臺港澳代工的產業鏈。當前代工模式面臨著較大結構轉變的壓力。不管政府是給予激勵也好不給予激勵也好,經濟的自然規律都會使我們的代工模式發生巨大轉變,原因非常簡單,歐美經濟不好,代工整個生產鏈都不好,代工的模式會有大的轉變,由此會帶來貿易順差和貿易總量都會有較大調整。
第二就是從2005年以來,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來華投資的歐美、日韓企業越來越多的由外銷轉成內銷,由此帶動了進口增長而不是出口。過去我們說歐美在華企業的產品是三個走向,即內銷、外銷和返銷,現在內銷的比重越來越大。一方面,國內競爭會變得越來越激烈,另一方面,外資創造的出口和順差會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
第三個方面就是成本上升,既包括國外輸入型成本上升,也包括國內各種要素成本上升幅度很大,甚至超過生產率增長速度。這樣一來,我國低成本競爭優勢正在逐步被削弱,同時我國投資環境的綜合成本上升速度顯著快于自己的競爭對手,發生產業對外轉移的趨勢難以逆轉,尤其是加工貿易會產生分化,一部分往我國中西部地區走,一部分可能會往周邊地區和其他國家走。也包括歐美現在提出的制造業振興戰略和來華投資的美資回歸本土或周邊地區,這些趨勢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貿易階段性和趨勢性的拐點變化。
對這些變化用優惠政策是沒有用的,就像現在一些外貿大省,仍然在不惜代價的招商引資,但新的趨勢很難扳得過來。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按照“十二五”的指導思想,加快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追求速度和規模轉變到追求效益和質量上來,才是我們真正的方向。
在這個轉變中間,外貿的依存度有可能會縮小,外貿的增速有可能會減慢,面對這些變化我們不應當太脆弱,馬上又實施新一輪的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措施,最后導致舊模式回歸,過于依賴外貿的增長方式回歸將產生更多的貿易摩擦。
《21世紀》:如何看待目前穩出口、擴進口、減順差的外貿政策?
張燕生:經濟活動要尊重規律,歐美經濟形勢不好,外需嚴重下滑,你硬要出口好的話,就等著貿易沖突吧。現在應該踏踏實實的推動擴大內需的戰略,實施經濟國際化的戰略,也就是從出口導向和招商引資引領的外向型模式,轉向人才、資本、產業、市場的國際化,強調的重點是國際化而不僅僅是對外。
下一步外貿應當成為國際化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棋子,而不應該成為整個引領中國發展的發動機。當前在國際市場和競爭對手比,我們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正在下降,追兵正越來越近,而要培育新的競爭優勢,跟日韓企業競爭,目前還有比較大的差距。新競爭優勢沒有形成,舊的競爭優勢又迅速下降,外貿就會面臨著滑坡的風險,而不想接受滑坡,繼續延續舊的模式,總有一天會遇到過不去的“坎”。因此,轉換模式和增長方式,培育新競爭優勢,已經是迫在眉睫了,這對于現在整個政策環境的轉變是一個新考驗。
進口對GDP的貢獻存在嚴重高估
《21世紀》:未來產業升級提高競爭能力的方向在哪里?
張燕生:我們畫一個坐標,橫軸是總產值,縱軸是增加值,過去我們的貿易方式是在右下角,也就是總貿易額非常大,但是增加值比例很低,下一步我們轉變外貿結構,就是要逐步從右下角轉向左上角,也就是貿易規模不大,但增加值比重很高,這就是我們下一階段外貿產業競爭力發展的方向,
要提高效率,首先要提高勞動力素質,比如說農民工的培訓最少要從前30年的一個星期的培訓,最少延長到24個月,大專以上的各類專業人員比例也要有明顯的上升,整個產品價值鏈的位置也會明顯提高。
做不到這一點,外貿增長就會大幅度的減速和停滯,所以這是我們下一步必須要做得到的轉變,因此,從明年開始,無論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是外貿政策,都應當圍繞著貿易和生產的轉型升級服務,因此重點不僅僅要實施需求管理的總量政策以保增長、穩物價、減順差;而且要實施供給管理政策以調結構、促轉型、重升級。后者的重點是怎么形成新的供給端競爭優勢,未來的5到8年,如果不做到這一點中國今后的中長期發展會有大的麻煩。
《21世紀》:未來外貿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會不會像金融危機時期一樣,是負的?
張燕生:過去30年,外貿對促進GDP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據此說,中國是一個嚴重依賴外需的國家則不一定正確。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中國的順差主要是加工貿易,但是據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教授、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教授等學者的研究,加工貿易的本地增加值也就20%左右,其余80%左右的增加值都是國外創造的。這個增加值怎么算呢?因此,表面上我國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順差主要是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創造的,在我國完成的加工組裝工序和環節主要是低增值部分,用傳統方法計算進口和出口的凈值,然后算這個凈值對本國GDP的貢獻,你的貢獻難道是真實存在的嗎?
站在增加值的角度看,進出口對GDP的貢獻存在嚴重的高估。人們總是講,中國是對外需依賴過大的經濟,實際上中國對于外需的依賴程度沒有那么大。
對于地方可能對他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比如東莞、昆山,但在中國也僅僅是很局部的地區。
《21世紀》:不搞低端的加工貿易,如何去解決就業問題?
張燕生:創造就業的重點領域首先是發展小企業,改善小企業創業環境和融資環境,這是創造就業之根本;第二是發展服務業,創造低稅負、少管制、寬準入的發展環境;第三是城市化,尤其是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條件。
過去依靠加工貿易,搞大規模簡單技術加工組裝工序的模式不再能夠繼續下去了。基本原因是我們成本越來越貴,而我們的競爭對手依然便宜,這種就業創造的方式很難繼續下去了,隨著勞動力工資越來越高,必須要有新的創造就業的來源。
我國的二元貿易結構的特點是,順差主要是由跨國公司來創造,而就業主要是臺港澳中小企業和大陸中小企業創造。人民幣快速升值和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在一段時期內,對跨國公司順差的影響較小,而對臺港澳和大陸企業的就業影響很大。要真正關心就業,就要把小企業創業環境搞好,把服務業的發展環境搞好,把城鎮化的保障體系搞好,這些方面都能夠吸納巨額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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