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式智慧多種新型用工模式頻現江湖
對于身在義烏的
陳于澤是義烏大陳鎮“浙江黑馬實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最近他都在為同一件事情發愁，那就是“工廠太缺人了”。原本以為熬過年初的用工荒，慢慢就會緩和起來。沒想到，到了年中，缺人的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嚴重。
“之前就是單純的缺人。到了年中，由于工人不足，現有的工人成了香餑餑，好幾家工廠搶著要。你去看看，現在幾乎每家工廠每天都有100多個人新招進來。同時，也有100多個人流出去。用人秩序完全亂了。工人稀奇到像商品一樣可以待價而沽，工資漲了不說，從一家工廠跳槽到另一家工廠，首先就要付四五千的‘轉會費’。”
昨天，面對記者，風風火火的陳老板也不怎么“淡定”。
據陳于澤所知，大
這是深陷“劉易斯拐點”的浙江一家普通工廠老板必須得面對的事。
在杭州獵人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首席顧問郎越時眼里，這是發展的必然。
“劉易斯拐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提出，發展中國家通常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緩慢，直到工業化把剩余勞動力吸納干凈了，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告一段落，“人口紅利”消失，這時候用工企業要繼續吸收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這個轉折點就叫“劉易斯拐點”。
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省份，這段時間，商報記者進行了積極走訪。我們看到的，除了焦急的企業主，也看到了閃光的浙江式智慧。
浙江式智慧之一：規?；?ldquo;代班制”
傳統被一再打破 工人跟著訂單走
“有一家工廠，接到了一筆歐洲的
為了緩解招工難的問題，大陳鎮的工廠自己發明了一種“代班”的制度，而且迅速流行起來。
“因為我們的工廠都是訂單制的，工人計件收費。完成自己工廠的一批訂單后，工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流動到其他的工廠做工。一般去代工的工人可以拿到2倍以上的工資，很多工人都愿意去。”
不僅是義烏，對于服裝行業的用工緊張，杭州萬事利集團執行主席屠紅燕也有同樣的體會。“現在杭州的各個城區都有這樣的情況，逼得不少服裝企業只能通過外遷江西、河南來緩解壓力。”
陳于澤很想不通：“其實在我們浙江，工廠給的工資比深圳、廣州、珠三角的要高，待遇也好多了，人也友善多了。為什么還是招不到人呢?”
在以前，代班只是發生在關系比較好的企業間的個別交流，現在，這種方式已經成為企業應對人力短缺的規模化操作了。
浙江式智慧之二：請工人要付“轉會費”
這筆錢的高低將成為反映人力緊缺程度的精確指數
“我們那里的服裝廠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每年的年初會出現一陣用工荒。到了七八月份，廠里的活兒干得差不多了。就給工廠的工人放假，好讓他們回家忙農活兒，一般都會放20多天的假。”
不過，這個傳統在今年被打破了。
不但取消了20多天的長假，而且工人的流動也異常頻繁。7、8月份成了工廠互相挖人的非常時期。為了吸引工人，保底薪水達到了2800元，熟練一點的，一個月薪水開到4000元以上。但依然還是缺人。
陳于澤說：“現在，幾乎每個工廠的流水線都招不滿人。像我的工廠本來有15條生產線，現在只開出了5條。以往工廠從正月十五以后就開始上班，制作出成品來。但是現在因為差500-600個工人，制作成品的速度依然是稀稀拉拉的，來不及做的只能出錢找其他廠來幫忙。今年光是工資一項的開銷就比去年高出了50%—60%。”
陳于澤說，7、8月份的用工荒期間，當地發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因為缺人，大陳鎮的工人像商品一樣，在工廠與工廠之間買賣。{page_break}
陳于澤介紹，“拿車工為例，一個車工從一家工廠轉到另一家工廠，除了漲工資外，還得先付4000至5000元的‘買’車工的費用。”
“我們當地的工廠一般都不給工人交養老保險，因此‘轉會’起來手續還比較容易。”不過，無論是陳于澤還是人力公司的郎越時，都依稀覺得：千把塊的工人工資已經成為歷史了。
■觀察：服裝行業大幅回暖 浙江式智慧將遭遇嚴峻考驗
“最近很多服裝企業都主動跟我們接觸，反饋過來的，都是招人的信息。”郎越時說。
怎么到年中了，用工市場還是緊張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郎越時說，季節性的原因是：進入下半年后，國外的圣誕節市場令很多服裝加工廠增加了訂單。
同時，工廠招人也進入了一個怪圈。
“在經歷了之前的那場金融危機后，不少服裝廠都縮小了規模。如今一旦訂單增加，往往會出現工人不夠用的情況。再加上今年年初的時候，來浙江務工的人數的確比往年少了。這樣一來，工廠想招人就顯得很困難了。反過來，因為招人困難，很多工廠轉而會想方設法地留人。對于工人們來說，一旦找到的工作給的待遇好，就不會輕易跳槽。這樣一來，其他工廠要招人就更難了。”他說。
而另外一個原因，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機后，國外的經濟也開始慢慢復蘇了。
這一點，陳于澤在去年就有預感。因為從去年開始，原來做內銷的陳于澤明顯感覺到，外貿的生意又好起來了。“我們工廠主要是做中低端的襯衣的。從年初到現在還欠著十幾個集裝箱柜的襯衣沒有發出。”
有一組中國海關統計的數據，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2010年1—5月，我國累計完成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416.53億美元，同比增長13.12%，累計出口數量107.77億件，同比增長12.49%。
除了這些外因，屠紅燕還補充了一條來自內部的因素。
“在浙江，特別是杭州，生活成本很高。如今，工廠的工人大多都是90后。他們的生活觀念、受教育程度、成長環境跟之前的人太不一樣了。太低端的勞動崗位，他們已經不太感興趣了。”
應對目前的人力短缺，浙江式智慧已經起到了明顯的緩解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行業回暖，僅僅依靠目前的靈光閃現，難免力不從心。未來，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智慧來應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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