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管理的“身份”識別

 　　營銷首先要明白誰是我們的消費者，管理同樣首先明白管理對象的“身份”。正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開宗明義所講：“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先要問題。”

　　首先拋出我的觀點：中國農民工”。

 　　這樣的觀點可能會引起“公憤”，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似乎有貶低和歧視“農民工”之嫌。在此聲明，我沒有這樣的意圖，并且我認為我也是一個“農民工”；二是我們很多管理對象的身份其實是教授、博士、處長、廳長等，但這又能說明什么，作為一名教授或所謂的專家，我承認自己特別像“農民工”。有時我分析自己的行為，其實是由我骨子里的農民意識決定的。

　　我的觀點很簡單，不管我們是何種身份，我們骨子里流淌著“小農意識”；不論我們從事何種現代化的工作，作為一個整體，我們的思維是小農思維。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走到馬路上看看交通信號燈。如果沒有警察，紅綠燈對于行人形同虛設；如果沒有警察或拍照，紅綠燈對于機動車輛形同虛設。中國交通之擁堵與汽車擁有量并不成正比。

　　中國的管理何嘗不是如此。

　　看一看工業化國家的交通狀況吧，路口有“行人優先”按紐，但行人使用得并不多——想一想，如果國內有這樣的按紐，估計機動車別開了；沒有警察在現場，交通信號燈照樣起著作用；因為交通違章少，所以車輛通行速度比國內快得多。

　　這樣作對比，并非彰顯中國之落后，恰恰相反，我覺得中國進步了。

　　再看看中國人在馬路上吐痰和丟垃圾的行為。如果看一看身邊沒人，一口痰隨意就吐出來了，垃圾隨便就丟出來了。有一次，我把一團紙巾扔進垃圾桶，清潔工好一團感謝。有一次我看看身邊沒人，把瓜子從車里扔出去，讓自己的孩子說得臉紅。畢竟，孩子骨子里流淌的“小農意識”比我這個在農村長大的人少一點。

　　正因為對管理對象有這樣的認識，我覺得目前很多人批評的不正常現象其實很正常。

　　管理，要正確區別正常的問題和異常的問題。我做管理，牢騷較少，因為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現狀，決定了很多人抱怨的問題，不過是正常的問題。正像一個孩子表現得像孩子一樣幼稚，這其實是正常的，反而是像成人一樣成熟的孩子不正常。

　　 為什么說中國的管理對象整體上是“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妺”自不必說；我們這樣讀書進城的學生，盡管在城市生活了幾十年，其實農村生活的孩提時代已經融入了我們的骨髓；即使是在城市出身的孩子，往上追三代也是農民，父輩或爺爺輩是農民，就會受到農民意識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呈現井噴狀態，原來的城市化率非常低，現在的城鎮人口這么多，城市人口的主體是改革開放后進城的農民。

　　 農民少了，“農民工”多了，這其實是中國的進步。所以，我說中國的管理對象整體上是“農民工”，這非旦不是貶意，反而是對中國快速進步的現狀認同。{page_break}

　　既然整體上是一群“農民工”，那么，目前中國的管理要與管理對象的“身份”對應。

　　這么多年以來，中國的管理一直在兩個極端糾結：一個是現代西方管理；另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衍生出來的管理。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迎來了現代管理的啟蒙，中國人最先學會的是管理工具，如“管理十八法”，年齡較小的人甚至不知道這樣的概念，比如量本利分析、ABC管理法等，這類管理工具與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識無關。

　　我上世紀80年代讀書的時代，正是現代西方管理啟蒙的時代，我有幸讀了不少大師的專著，不像現在的一些人好像只知道德魯克這樣一個大師。正因為系統讀過各類大量的專著，所以對現代西方管理有比較系統的認識——當然，這屬于典型的讀書人的“王婆賣瓜”。

　　每當一些專家拿著西方管理“說道”中國管理時，我總覺得這樣的“說道”其實好沒道理。管理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人性假設。西方對人性的的假設經歷了經濟人、工業人、社會人等——這種假設其實是對管理對象的“身份”識別。

　　西方數百年的工業文明薰陶出來的人，其行為模式與中國的“農民工”有極大的差異——一些專家把這種差異解讀為文化的差異，我認為這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同。有些人發現西方國家的員工“特別傻”，而覺得自己很“聰明”，其實，這只是以不農意識角度所做的判斷，站在工業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員工的“傻”其實是另一種聰明，中國員工的所謂“聰明”其實是另一種“傻”。價值觀不同，結論也不同。

　　鑒于現代西方管理的無助，一些中國管理者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尋找“智慧”——我之所以打上引號，是因為我對這些所謂的智慧是懷疑的。目前，“國學”的所謂興旺不是傳統文化的復興，“國學”講座的主要“付費方”是那些處于無助狀態的企業管理者，“國學”其實沒有給那些無助的管理者指出一條正確的路，但卻能對無助進行心靈按摩。

　　臺灣的曾仕強教授是我欽佩甚至仰慕的人，但對于曾教授關于國學與管理的一些說法我是整體上反對的。按照有些人的說法，曾教授是“看對病，開錯方”。

　　對經濟組織的管理，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不存在，現在國學與管理的結合是專家們的演繹。在目前階段，受歡迎的“國學大師”多數不是真正有深度的“大師”，而是“國學”重新啟蒙的“國學演講大師”，如國人對于丹的喜愛不是她研究高深，而是她普及得生動。

　　目前，中國企業的管理對象，不是純粹的農民，也不是長期受工業文明薰陶的工人，而是介于之間的“農民工”。

　　我不否認中國傳統智慧中有一部分能夠為我們解惑，但從“國學”中尋找終極出路是有問題的。

　　我認為中國管理會越來越接受現代西方管理，但目前就以現代西方管理為準繩，同樣有極大的問題。

　　“農民工”，這是一個過渡階段。就如同中國的“農民工”只要年齡稍大，要么回到農村各地，要么留在城市轉為城市人一樣。中國管理對象的“農民工”特征也將是一個中間階段。{page_break}

　　在中國做管理，遠比那些研究理論的人感覺的要復雜。

　　在中國做營銷管理，復雜程度要更甚至于其他管理。因為那些以“跑單幫”為主要特征的企業，遠程管理是個極大的挑戰。

　　在“分片包干”、“提成制”等中國特色的營銷管理中，我們看到了中國農民“包產到戶”的影子，以至我經常形容中國很多企業對營銷人員的管理停留在對農民管理的水平。

　　作為一個理論研究者，我無法清晰地表述中國管理的現狀和應該采用何種管理思維和管理體系。

　　作為一個管理的實踐者，我雖然可以像把握方向盤那樣不斷修正管理的航向，但也苦于難以向那些管理者清晰地表達我的管理思想。

　　用句時髦的話，我很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