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潛力深深深幾許？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最需要時刻提醒的，倒不是推動轉型本身，而恰恰是政府采取不恰當的手段去“推動”。

　　近來因一系列自殺、罷工之類極端事件引發的沿海企業加薪潮，一開始就贏得了輿論一邊倒的積極評價。更多的贊許聲認為，這將有助于倒逼失衡已久的中國經濟展開一場深刻的轉型，進而形成以內需為主的良性的經濟體系。

　　當從外部視角來審視時，這種觀點還認為，就中國這樣的龐大經濟體來說，中國的國內需求對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和改善亦是大有裨益。實際上，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面臨多年疲弱增長的情況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國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可持續、內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

　　當然，要觸發這種良性循環的啟動，需要在某一個環節有所突破。目前看來，勞動者漲薪似乎已經蔚然成風。6月初，飽受員工連續跳樓自殺事件困擾的富士康連續宣布給員工大幅度加薪。董事長郭臺銘說，這是一個分水嶺。他認為，這股調薪潮將會來得又快又猛，包括制造業、服務業都無法置身事外，企業在中國全面調升基本工資已不可避免。據一些學者的觀察，目前中國幾乎各行各業的薪資都在快速增長。

　　無論是郭臺銘這樣的老板還是像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這樣的教授都認為，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變化。不久前還焦頭爛額的郭臺銘顯然覺得自己又一次得了風氣之先，他在公司股東大會上說：“我們做得是早了一點，但符合潮流。”

　　我認為必須一分為二地看這種所謂的“倒逼”邏輯。

　　任何一個企業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的轉型，從根本上說都是外部的挑戰逼出來的。市場經濟之所以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根源就在于不同市場主體時刻都能感受到強大的競爭壓力。當然，轉型要成功，也離不開政府順勢而明智的政策輔助。

　　但具體地就某一企業、某一行業、某一地區的微觀層面而論，“倒逼論”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說，并不是每一個或大多數企業、行業、地區都能成功地扛過這種倒逼的。很可能經過這一輪漲薪潮，大量工人在勞動報酬提高之前反而要先承受一段失業的痛苦。這就是市場經濟殘酷的一面，整體的高效率建立在每天都有大量市場主體被無情淘汰掉的基礎之上。

　　相對比較悲觀的評論指出，假如這種轉型過快、力度過大，難免使一些原本就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技術含量很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玩具等——驟然陷入困境。之后，中國大陸的大批外商投資企業可能會轉移到越南、印度、印尼甚至更遠的中亞等更具勞動力競爭優勢的新興市場去。這一切，最終將會動搖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并使中國經濟增長在一段時期內陷于停滯。著名的國際服裝品牌Coach和Guess最近就公開表示，它們正在考慮將更多生產轉向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地。

　　但樂觀派認為，上述情況發生的概率很小。因為據統計，工資成本在中國目前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僅占5—10%，就算平均薪水翻一倍，由此產生的成本增長對大多數企業造成的影響也極為有限。至于產業轉移和空殼化問題，他們認為，低工資只是吸引投資的優勢之一。中國的最大優勢是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備的零部件配套市場體系和廣闊的國內市場……據說，第一批遷往越南等地的企業當中，有些正在打算甚至已經遷回中國。原因就在于，中國以外的絕大多數新興發展中國家往往基礎設施建設非常糟糕，運輸成本昂貴;此外，許多原材料和配件在當地都沒有著落，還是要從中國進口，又平添許多額外成本;還有，這些國家政府對外資的歡迎程度和服務效率遠遜于中國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

　　上述這些論調看起來真的是見仁見智，各有各的道理。但真實的情況恐怕并不像大多數評論者說得那么簡單，說到底，還是需要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特殊情況進行具體和細致的定量研究。

　　但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經歷了30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眼下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上。如果我們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跟不上工資水平的提高，如果我們的經濟結構不能在勞動力峰值和人口老齡化到來之前基本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到更高級形態的轉型，那么中國經濟的前景將會十分暗淡。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最需要時刻提醒的，倒不是推動轉型本身，而恰恰是政府采取不恰當的手段去“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歸根結底是一種市場自發行為，只要一個市場具備了良好的自我調節機制，轉型是水到渠成的事。政府需要做的僅僅是維護好市場自由交易的秩序，拆除一切阻礙市場自發力量發揮作用的不合理障礙(如城鄉二元、行業壟斷等)，同時抓好全社會的教育。那些通過行政力量直接推動產業升級的政策，最終不僅于事無補，多半還會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經濟轉型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