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服飾的革命

　　公元1912年，建立民國。依中國歷史的傳統，改元易服，乃天經地義。而在這一年民初制定的服制法令頗具意義，使洋服正式步入中國人的衣生活，這無疑在中國服飾歷史書寫了重要一筆。

　　耐人尋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命不甚徹底，但其服飾的革命倒頗為堅決。

　　民初建國，仿效西方民主政體，在建立法制制度上體現出十分的果敢。尚處于激烈的政治角力和武裝爭斗中的民國初期，民國政府即毫不遲疑地頒發了一系列法令，其中除了極為重要的政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等，還包括一批有關服飾禮儀的法令。民國元年(1912年)，遷到北京不久的民國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頒發了第一個正式的服飾法令，即《服制》(民國元年十月初三)。該法令對民國男女正式禮服的樣式、顏色、用料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第一章 男子禮服

　　第一條 男子禮服。分為大禮服、常禮服二種。

　　第二條 大禮服式如第一圖。料用本國絲織品。色用黑。

　　第三條 常禮服分二種。

　　一 甲種式如第二圖。料用本國絲織品，或棉織品，或麻線品。色用黑。

　　二 乙種褂袍式如第三圖。

　　……(在此不贅)

　　在這個服制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用西洋服飾作為禮服。尤其是大禮服的選擇，基本上照搬了西洋服裝，完全是英國紳士式，即歐洲燕尾服樣式，頭戴硬胎圓筒黑色禮帽，衣領系活動的折角硬領及黑色西褲。男子常禮服采用中西兩式，即《服制》中所指的甲乙兩種;其中甲種西式常禮服又分晝夜兩式，晝式禮服“長與膝齊，袖與手脈齊，前對襟，后下端開”。晚常禮服“長過胯，前對襟，后下端開叉”。兩者都是西裝式裝束;乙種常禮服是中式長袍馬褂再加西式禮帽。《服制》規定的女子禮服較簡單：“長與膝齊”的中式繡衣加褶裥裙。

　　從此，那種中西麇集、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并行不悖的風格，成了民國初年的特有標志。

　　在民國初年的政要活動中，愛德華風格的英式燕尾服、圓筒帽成為政界的獨特景觀。1915年《禮拜六》第59期上的一篇文章描寫道：“語時聞履聲橐橐，冠高冠衣燕尾服者數十輩自遠而至，蓋是時參眾兩議院方成立，政爭正劇，某政黨假園中開談話會也。”1918年《新申報》對徐世昌總統就職典禮的報道中，專門用粗一號的鉛字強調新總統“著燕尾服佩帶勛章”云云。

　　1912至1919年間，民國政府又頒布發了十余項服制，發人深省的是，民初服制的選樣，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為主。雖然，其中不乏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組合，但這種將西式服飾“拿來”的舉措無疑是大膽并具革命意義的。

　　新政權文武官員換上新裝，意味著滿清帝國頂戴花翎的終結。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把服飾納入維護宗法社會制度的禮法規范之中，從周公開始，就把商代已經存在的服飾等級的差別加以制度化、系統化，使之健全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度。中國歷代的《輿服志》、《禮儀志》，便是各朝各代服制的記載。服制是我國歷朝立國的重要舉措之一。

　　民國初年頒布的服制，其意義不僅僅是易服改元之舉，而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將西洋服飾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國，并以此為社會政治變革的手段之一。可以說，民初的《服制》更是一份革命檄文。

　　易服，意味著革命，意味著對新時代所取的態度。當時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識界率先剪辮易服，商賈亦為之推波助瀾，機敏的商家則抓住了改元易服這一商機。民國元年北京《大自由報》刊登此類廣告：

　　易服者注意：啟者民國共和告成國民剪發易服以壯我國氣象一新。本主人有鑒于此故由上海特聘高等裁剪名師專做西式各種改良便服并各國維新便帽無不完備。敝局非圖漁利實因鼓吹易服起見，凡士商各界請一試之方知予言不謬。

　　民國政府之所以選擇現代洋服作為新時代的象征絕非偶然。社會文明的進步，必然要影響到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及衣飾行為。任何國家從農耕文明步入工業文明都同樣經歷過服裝革新，傳統繁瑣的長袍長裙必然讓位于現代簡潔的短裝短裙。顯而易見，快速高效的機器生產無法與“長裾雅步”相融。

　　也許民初國會在制定洋服作為禮服時，對中國傳統服飾的猛烈沖擊和前所未有的改革意義始料未及。在具有兩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度里，人們通常害怕變化，依賴習慣，更畏懼權威。而民初的服制，恰是運用革命、法律的權威來實現社會變革，強制地使國人接納新的政體和現代文明。

　　當時，西式服飾正是歷史的選擇，因華夏服飾未能自覺步入工業時代，成形于農耕文明的服飾形態讓位于先入工業文明的西方服裝也是理所當然。何況革命黨人正是以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為榜樣，以西方民主政體為摹本。因此，民初服式的西化正是歷史的必然，也從此改變了中國服飾傳統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