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童裝業大觀察之搖擺的“地基”

　　在城市化發展浪潮中，童裝產業集群地暴露出其轉型升級的困境

　　2011年，在綜合環境的不利的擠壓下，這三個地方的“不安”因素充分暴露出來。

　　織里“群體事件”

　　2011年10月26日，當地在推行童裝加工企業稅收“社會化征管”過程中，因個別稅收代征人員工作方法簡單，引起一外地業主不滿，后致少數童裝業主滋事，并逐漸演化成群體性事件，形勢直到29日才趨于穩定。

　　稅收政策的輕率隨意，加上“工作方法簡單”，是導致此次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然而，梳理此次事件的種種因素可以發現，當地童裝產業的轉型升級需求，與低級加工制造的現實矛盾，是此次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

　　不容忽視的是，處于稅收灰色地帶的“夫妻隊”已經成為織里鎮童裝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大多數織里童裝廠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務都交給了“夫妻隊”。

　　但在有些人看來，“夫妻隊”的作用是雙面的。雖然其解決了一些童裝企業加工能力不足的問題，但加速了企業用工成本上漲和招工難。

　　織里人慢慢發現，“夫妻隊”的出現讓工人變得更為浮躁。工作時間自由安排，還能照顧家人，加上可觀的工資，這讓工廠工人的心中產生了不平衡，于是更多的工人參與到“夫妻隊”中去。而工人流失后，為彌補產能空缺，企業不能不求助于“夫妻隊”。如此下去，惡性循環。

　　另外，人口超出小鎮負荷，治安令人擔憂;工資上漲，卻年年缺工;市場競爭激烈，惡性競爭加劇。微小的變化每天累積，織里經濟社會格局逐漸發生分化，并終于在此次事件中集中爆發。

　　現如今這種集聚度“散而弱”的產業格局，直接導致了信息、技術、市場等資源難以共享和規模效率低下。

　　湖州市經委早就進行過調研，報告指出，“織里童裝大多數企業均屬于‘弱、小、散、差’之列，企業生產以貼牌代生產和相互模仿生產為主，集中在產業鏈底端。”

　　資料顯示，織里童裝的優勢也不盡如人意。織里童裝業用地約合1.2萬畝，每年稅收總額是1.73億元，算下來，每畝上交的稅收每年只有1萬元多一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地政府大幅提高了對小加工作坊的征稅額度。

　　相關人士認為，政府有借“稅收杠桿”調整市場格局的意圖，借此將“夫妻隊”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

　　環市童服城面臨拆遷

　　2012年曾經輝煌一時的環市童服城如今因為佛山名鎮建設的不斷推進，其搬遷的時間越來越緊，聚集在此片區的童裝企業均面臨著轉移的命運，佛山童裝產業的發展也走在了一個關鍵節點。

　　雖然拆遷涉及的300家童服企業僅占當地的十分之一，但面臨拆遷消息傳來后，兔死狐悲之情卻彌漫至整個產業。有經營者不得已放棄經營了十年的品牌;目前環市童服交易中心牌子也已撤下，交易市場漸顯冷清。

　　一品牌童裝負責人甚至悲觀地認為佛山童裝產業可能就此消失，“童服城一拆，十來年建立起的產業鏈條就扯斷了，如果要向外尋找新的合作者，成本會巨增。”

　　佛山市紡織服裝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對此也嘆息不已，“在紡織服裝行業里，童裝是一個非常有前景的朝陽產業，但在佛山，竟給人一種夕陽產業之感。”

　　環市童裝引以為豪的青蛙皇子、嬰姿坊、卡爾菲特、光頭仔等著名品牌，這幾年已經陸續遷離了環市所在的祖廟街道，有些去了張槎，有些去了南海的羅村、平洲。

　　這時，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的地方政府都開出了優厚條件前來招商，有些人義無反顧地走了。

　　事實上，城中有村，村中有廠，早期形成的這種缺乏規劃的產業布局已成為童服產業發展的一個難解之結。環市童裝的另一個重要生產基地——格沙童裝城，與繁華的南海廣場甚至僅有一巷之隔。

　　“如果這種格局不改變，童裝產業必將作為阻礙城市發展的障礙被驅逐。”一位童裝老板悲哀地說，“但是這能怪我們嗎?要怪就怪政府近幾年一直對這個行業的發展放任自流，不聞不問，也缺乏規劃的引導。”

　　“其實政府這幾年也一直說，要打造環市童裝區域品牌，但區域品牌不是喊口號喊出來的，要有實際的行動與政策的支持。”吳浩亮說。

　　據了解，環市童服城的拆遷實際上早在2008年已確定下來，當時本來也是要規劃建設一個童服產業總部經濟基地，但后來因禪城區提出打造“廣佛商都”的計劃取而代之，“總部經濟”不得不讓位于商業與地產。

　　在產業與城市轉型升級的語境中，童裝行業更多時候成了被升級、被淘汰的對象。值得慶幸的是在“倒逼效應”之下，中國童裝產業集群地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轉型升級，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