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服飾文化的涵義

　　民族服飾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往往向外人傳達民族的崇尚、風俗習慣、節慶或宗教禁忌等多元而復合的文化信態，史詩般的祖先英雄文化和宗教禁忌文化、生活習俗文化則是民族服飾窩含文化的最普遍的內容。

　　民族服飾是人民群眾生活必需品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一個重要的載體.服裝與飾品不僅僅起到蔽體遮羞的作用，更主要地是向外人傳達了民族的崇尚、風俗習慣、節慶等多元而復合的文化信息。

　　任何民族，其服飾大多分為兩類甚或更多，一是平時生活勞動穿戴服飾，一是節慶或圖騰，抑或表達了本民族歷經歷的諸多艱辛或神奇故事，反映了民族的歷史內核.而做為普通族眾，只要堅持了對這些民族基本文化的傳承，堅持這種民族精神續遞，就能夠保證本民族文化不致被外侵文化所湮滅。但是，對普通族眾在服飾上的寬容，并不意外著這些民族沒有更富特色且包含文化信息更濃的民族服飾。在宗教祭祀儀式、節日、婚嫁、喪葬等重大場合中，神職司儀人員、族老、長者和擔任其族內職位、主管族內事務的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員與相關對象以及迎賓男女，則必須嚴格按自己的角色穿戴相關華貴的節日服飾，否則就會認為對民族、對祖宗、對鬼神的“大不敬”而受到特別嚴厲的懲罰，這使得民族的全體族眾都不敢有絲毫怠慢。因為，在盛大節日或婚喪禮儀中，只是通過寓含著更深層次民族文化內涵的華美的節日服飾，才能恰如其分地使表演者更強烈地釋放出民族文化信息，激發廣大族眾緬懷民族的光榮歷史，承續民族文化傳統，發揚民族精神，促進民族不斷強盛.穿戴這種節日服飾，既表達了對民族祖先及歷史傳統文化的繼承，又表達了振興民族的責任，其文化離意非常豐富而深刻。

　　由此可知，服飾之別反映的是民族不盡相同的禁忌、敬畏和歷史文化、祖宗文化、鬼神文化、道德文化.根據對多個民族服飾的比較分析，我們對其涵蓋的文化寓意做出如下解讀。

　　一、祖先英雄文化

　　祖先英雄文化是每個民族都有的共性主題.任何民族都將本民族遠古重要發展階段先人們的功績疊加到某位祖先身上，塑造出一位無與倫比、神人共體的祖先英雄，成為全體族眾的崇奉對象.如西南少數民族苗、侗、彝、瑤等共同尊祟盤古，回族穆罕默德，藏族格薩爾，蒙古族江格爾等等.這些英雄祖先的人格魅力，衍化為民族自立自強的梢神力量和民族道德倫理的最高境界;而英雄們的言行與衣著服飾，無疑也自覺成為規范和制約族眾言行的尺度與標準;成為民族族眾仿效、敬仰、懷念英雄祖先的象征，成為族眾團結奮斗的最具感召力的抽象語言.在眾多民族史詩中，英雄祖先的身世、形貌、衣飾、品德、言行、意志與杰出功績，是史詩描繪的主要內容，而這些內容的任何一個方面都賦予了后世人們道德精神上的感召力量，為人們所景仰并仿效，即使經過千百年的流傳亦永不褪色。然而，言行的記載往往因傳承方式與載體的失傳以及戰亂、天災等而走樣，服飾傳承的記憶則更為真實和純正，這就讓服飾承擔著緬懷祖先英烈、記述宏大歷史場境、弘揚民族精神的歷史重任，使服飾包容著氣象萬千、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在演繹英雄祖先最為人展憾的英雄壯舉的民族傳統戲劇中，服飾的原始表現力更具代表性。如：湘西士家族的“茅古斯”，所穿的稻草服飾，忠實記載了土家民族尊崇的遠古女英雄“梅”為保護民族而英勇獻身時的穿著。

　　二、宗教禁忌文化

　　宗教禁忌是各個少數民族保持和發展民族個性的基本規則之一，盡管有些同源或鄰源民族信仰同一宗教，但也因民族的不同風格而使其信仰體現出不同的格調，使宗教在繼承基本教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多種教派形式(也有的宗教不同教派流入同一民族區域后卻未能改變其民族個性，但其前提是不同教派所遵循的基本教義必須相統一)。宗教禁忌文化對民族個體的約束體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如在西藏、內蒙古等地，由于信奉佛教，盡管其畜牧業仍占據著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但除對牛、羊等天賜或神賜食物的傷害外，對雞、魚、兔、驢等動物，往往是禁止食用的，其中有些動物被視為神的化身，有的被視為不潔動物。而在維、回聚居地區，豬、狗是被禁止虐待與食用的動物。而在衣物服飾方面，也明顯地留下了宗教禁忌文化的烙印。回族、維吾爾族群眾喜戴小圓帽，林現了他們對伊斯蘭教的崇奉和信仰。回族做為伊斯蘭教衣缽的直接繼承者其所戴的小圓帽是純白色的，既與伊斯蘭教教堂屋頂圓彎相映照，又因白色是“素、潔”的代表色而備受祟敬。伊斯蘭教強調人的修養純潔，視白色為高尚，戴上白色的小圓帽是對天(胡大)盟哲，表明自己的心、言、行不負神諭，純潔無瑕，同時戴上白色小圓帽后也給自己戴上了自律自禁的標志，時刻普誡自己不得犯禁，做一個心凈、言雅、行潔的高尚的人，成為忠實履行伊斯蘭教倫理道德規范的典范。而維吾爾族由于歷史原因在飯依伊斯蘭教前曾多次信仰其它宗教，且在發祥地吐每番用土坯砌就的清真寺圓彎頂都保持著自己特有的風格，磚梭花紋清晰，因而其小圓帽也一律用麻淡花格織物，既區別于回族的白色圓帽風格，其象征意義則彰顯無遺.藏族從唐代開始信奉佛教，千多年來其它宗教都未曾涉足這片佛教的凈土，佛祖釋邇牟尼在菩提樹下修行的形象，成為藏族人民心中圣潔的偶像，而其穿繃及飾也被廣大藏族信徒所嚴循篤守。所以，上千年來西藏民族服飾總是沿襲這種著裝習慣，無論男女，身穿藏袍必定脫下一只手有以長袖纏腰，有的甚至裸露手臂，雖三九嚴寒亦無所掩讓。這是因為佛祖袒露手臂修成正果的自虐形象，深深地感動和激發他們克制已欲、珍愛眾生。同時，也使他們產生了崇敬佛祖而效法佛祖的心愿，若拂逆佛祖即為大不敬，必遭魔鬼栽害而不受佛祖庇枯.這種觀念和行為經過長年累月的沿襲，便成為一種慣性的習俗被一代代繼承不級，最終成為民族個性的典型。西南苗族的服飾，客青藍而惡紅白，與宗教禁忌文化亦關系密切，因為苗族人認為青色、藍色可以鑲災避禍，而紅色白色則容易招惹鬼神附身，帶來災禍。這種宗教禁忌文化在服飾上的體現，反映了各民族尊祟天地、敬畏鬼神、祟拜圖騰的一種普遍現象，在民族的發展和保持自身獨特個性等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生活習俗文化

　　服飾反映生活習俗文化，往往與民族所處的地域和當地的氣候特征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其民族文化的彰顯卻是至關重要的.在我國廣大的西北地區，由于氣候干早嚴寒，其游牧生活的方式決定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服飾以皮毛為原料的長袍為主。但也有例外，同樣生活在西北高寒地區的回族卻并未以長袍大褂做為主要服飾，而多穿著為上衣下褲的衣褲分離形式。即便是同著長袍大褂的藏、蒙、維等民族，服飾從原料到格式也各不相同.藏袍以寬懷大袖、不加邊飾為主要特征，穿著時必定脫出一袖或纏腰或懸垂，大襟抄腰而在腰際捆扎腰帶;帽子多以皮毛為質，帽沿外翻:藏靴有皮質與毛質之分，皮質以黑革為主，底亦為皮(現多為膠底或牛筋底)，毛質則以毛紡織料為面料，著五彩(多數為紅色雜以綠黃黑)，底厚逾寸，以毛織品(或間以雜皮邊料)用細毛繩密扎而成;藏族婦女都系一個用羊毛織成的五彩條圍裙，用以兜物、擦手、抹碗之用;無論男女藏族同胞都佩藏刀與皮囊，用以生吃牛羊肉與揉糟耙之需。這套服飾，一覽無余地體現了藏民族粗獷、蒯悍、豁達、豪放的民族風格，折射出其與艱苦惡劣的生活環境不屈不撓斗爭的精神和勇氣。相比之下，蒙袍則相對合體并在領口、下擺、袖口處鑲邊，展現出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騎射所向披靡的雄姿。而維族長袍沒有藏、蒙長袍的厚重，腰間不系腰帶，展現了維族人民開放、熱情、自然、灑脫的風韻。

　　而在同樣地處嚴寒的東北，滿族、達斡爾族、朝鮮族人同樣穿長袍.不僅與西北藏、蒙、維族不同，長袍用料多為棉、麻、絲織品(達斡爾族部分以獸皮為質)，而且同處一地民族間長袍風格迥異，尤以滿族之旗袍和朝鮮族亦袍亦裙更具特色。這就表明，除地域出產與氣候的差異外，民族生活習俗文化在服飾上的表現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滿族的干練嚴謹與旗袍的風格可謂絲絲入扣，而朝鮮族輕靈飄逸的裙袍則體現了該民族熱情奔放、能歌善舞的性格與氣質。

　　西南諸民族也一樣。盡管西南地區是多民族雜居之地，但聚居一地的民族之間，除了有其適應地域環境共性的一面外，各自在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始終保留著獨特民族生活習俗文化的個性，這在服飾方面也有所體現。所以，無論是苗、侗、彝、瑤、土家等民族共同聚居地，還是撒尼、白、水、阿低等民族共同聚居地，各民族間的服飾也是有大同也有小異的，有的差異還比較明顯。如侗族與苗族婦女，在穿戴的衣服與首飾方面，粗看相似，細察則不同.尤其是褲子，苗族婦女往往穿的是寬腳裙褲，而侗族婦女則穿的是緊身褲腳外加綁帶。而這些區別怡恰體現了兩個同處一地的民族間不同的生活習俗文化的差異。

　　總之，民族服飾包含的民族文化寓意還遠不只這幾點，特別是那些相對偏遠落后的少數民族，還包含著諸如民族的組織結構、社會結構、族群關系和民族內社會地位等諸多的文化信息，但這三個方面的文化寓意卻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當然，我們解讀民族服飾寓含的文化內涵，并不想要一味地去闡釋各民族間的不同差異，而是追尋這種文化符號所代表的深刻意義，以便在民族團結與融合歷史長河的消解中，讓每個中華民族的成員都了解和尊重己民族和他民族的歷史，彌合歷史遺留的民族鴻溝，互相砒礪，同心同德，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崛起而擁手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