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紡織憶當年 我在生產司親歷的大事

　　我是1958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紡織科學研究院工作的。1969年11月被調到當時的輕工業部生產三組工作。作為紡織工業發展過程的經歷者之一，我深刻體會到我們國家紡織工業的發展是空前的，成就是巨大的。

　　幾個優先

　　促進紡織工業快速發展

　　我在生產司生產三組工作后，深刻體會到黨和國家領導對紡織工業的支持和關懷。記得1979年，國家經委就發出了“關于切實保證輕紡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染料、電力、原材料、運輸等的緊急通知”，也就是后來的幾個“優先”，即原材料、染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優先;基建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引進新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這幾個優先對紡織工業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紡織品外銷方面，除了滿足數量以外，對質量、品種、花色、檔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了中央的幾個“優先”，我們在老廠技術改造中，配備了一些能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的設備，這些設備有很多需要進口，于是國家給我們提供了外匯以滿足購買設備的需要。過去我們的紡織品主要對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出口。由于當時我們賺的是記賬外匯，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需要現金外匯，因此需要轉向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

　　在這種背景下，就對我們紡織工業提出了品種、質量、交貨期等更高的要求。在這方面，中央又給了我們很多政策上的支持。我們為了提高產品檔次，改進產品結構，加快了企業技術改造的步伐。記得當時我們外貿出口的時候，主要是“兩紗兩布”，后來除了“兩紗兩布”外，我們還要生產花色布。為提高產品的深加工程度，工廠需要配備一些新的設備，像精梳機、捻線機，另外進口了一些特寬型的寬幅織機，新型印染、后整理設備、氣流紡、新型紡紗設備等，還有各種無梭織機，噴水、噴氣、劍桿、片梭織機;平網印花、圓網印花、染色機、后處理設備等。這些硬件，加快了企業改造的步伐，為我們生產高檔的適銷對路的紡織品提供了可能。

　　三個渠道

　　了解對外貿易市場需求

　　另外，為了適應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的需求、了解國際市場，我們加強了對國際紡織品市場的調研。這個問題錢部長抓得很早，上世紀60年代初期，部里就派人常駐香港調研小組，香港華潤公司開始也是我們錢部長在那里組建的，后來在香港華潤公司派駐調研人員，了解資本主義市場的情況，在那邊做調查研究，買一些樣品、樣布，為國內組織紡織品出口提供了“眼睛”。

　　關于調研問題，除了我們派人到香港調研，另外還要組織一年兩次廣交會的調研。因為當時是計劃經濟，我們的紡織部只負責生產，內銷由商業部負責，外銷由經貿部負責。我們跟經貿部下屬紡織進出口公司對口，我們的產品提供給他們，由他們對外承銷。由于我們不能直接了解國外廠商的需求，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組織廣交會的時候，我們就派人去跟他們一起洽談，了解國際市場的需求。回來后寫出一個調研報告，向我們的技術、設計人員傳達。這也是我們組織新產品開發的一個渠道。

　　另外一個渠道就是法蘭克福國際衣料博覽會，一年組織一次。我們去的時候，由生產司的一位專家帶隊，再組織出口基地省市企業的一些水平較高的同志，一起去進行調研。調研回來后，寫成報告、進行傳達。很多圖案設計人員甚至把看到的新圖案都畫出來呈現給大家，看看哪些市場需要哪些紋樣，價格如何等。這樣，我們能夠逐步適應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的需要，來解決質量、品種、花色問題，開發新產品。由于工作需要，部里也相應成立了一些機構，如產品開發司、出口處等。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更好地了解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我們成立了流行色協會。流行色協會對我們擴大紡織品出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搞生產的同時也必須要了解流通。有一次我參加全國經濟工作會議，聽了鄒家華同志一個報告，他認為今后我們要做到既抓生產也抓銷售，變成一個完整的循環。所以，我們開始嘗試自主出口，那怎樣來組織自營出口呢?我們生產司就在全國組織了7個紡聯公司，來爭取對外經營權。在廣交會上，我們幾個紡聯公司直接進行外貿洽談，現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了解到深圳可以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我們做過調研后，部領導決定在深圳成立一個華聯公司，有18個省市參與。后來我們生產司的范司長組建了深圳的公司。華聯公司使我們在深圳有了一個窗口，可以直接對外進行交易，可以真正了解國際市場的需求，多提供一些適銷對路的產品，能夠提高賣價，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

　　八小時工時

　　提前十余年實現五天工作制

　　我在生產司工作多年，還想說一下紡織職工的工時待遇問題。錢部長非常重視紡織職工的生活。1952年9月，錢部長就向中央打了一個《關于紡織廠工人的工時制度的報告》。當時紡織廠一共是兩個班，每班工作10~12個小時，工時制度報告里要求，每天兩班從12小時的工作制改為每天三班8小時工作制。

　　錢部長的報告得到了中央的批準，很快就在我們的國營紡織廠里推廣，大概到1953年，在私營紡織廠里也得到了推廣，我們的紡織職工第一個實行了8小時工作制。這對當時減輕工人勞動強度、增加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3年，由于內銷、外銷生產發展的需要，當時紡織廠的加班加點現象非常多。我們以江西九江棉紡織廠為試點，把三班改成四班，實行四班三運轉，也就是增加了一班工人，停人不停機，工人工作6天，可以休息2天。這實際上相當于后來我們的5天工作制，對工人來說，比國家實行5天工作制提前了十多年。當時我們的紡織工人認為這是第二次解放，而且解決了30萬人就業。

　　另外，我們還搞了一個崗位工資制。上世紀50年代我們紡織工人的工資是很高的，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相對別的行業來說，我們的工人工資就顯得低了。因為我們擋車工的工資級別比較多，有15級，級差比較小。所以當時我們提出，先制定勞動規范，把我們的擋車工劃成不同級別崗位，按崗位爭取勞動工資，做到按勞分配。

　　1985年，國務院批準了我們的五崗工資制。這些勞動制度的改變和崗位工資制的制定，都是由我們紡織部生產司勞動工資處的同志組織，依靠省市紡織工業廳局、企業廣大勞資干部一起調研、共同完成的。另外，80年代中期，為了解決勞動工資、勞動保護問題，我們還成立了紡織勞動學會。

　　作者簡介

　　蔡祖琨 國資委離退休干部局退休干部，曾任紡織工業部生產協調司司長、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