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機構被視為介入實體經濟最深的金融資本

　　私募股權基金(PE)產生于二戰后的美國，是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相結合的產物。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全球經濟調整，資產效率偏低的問題暴露出來，企業的并購重組需求出現井噴。PE機構一方面能夠撬動大量資金，同時又能主動介入產業發展戰略，展現了其強大的綜合運作能力，參與了對很多大型企業的并購。從那時起PE機構被視為介入實體經濟最深的金融資本。2000年至2008年是中國PE行業的發展初期。這一時期成長型投資是最主要的投資策略。

　　當時中國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長率達到10.4%;2005—2008年間，采礦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行業的增加值都超過20%;在宏觀經濟和行業快速發展的帶動下，許多優質企業的年均利潤增長率能超過50%，甚至翻倍。這樣的背景下，PE機構只要投資到好的企業，3～5年后企業利潤就可增長數倍。因此PE投資的成功案例大多是針對行業絕對龍頭的投資，如百麗國際、雨潤食品、蒙牛乳業等，這三家企業在創立最初5年的凈利潤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58.23%、74.67%和56.3%。

　　這個時期可以說是PE1.0時期，PE機構的盈利模型很簡單，只須找到優質企業參股，并不需要進行復雜運作，在3～5年內，通過投資成長型企業就能直接分享企業快速成長的紅利，被動實現投資金額1倍變4倍的超額收益。這是一個人人皆可賺錢的“撿錢年代”。

　　2008年之前成長型投資在中國PE投資中一直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清科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的PE投資中，成長型投資金額約為66.24億美元，約占投資總額的69%;并購投資金額約為3.56億美元，只占投資總額的3.7%。這一階段由于中國金融業的相對滯后，金融制度、融資環境等均不成熟，本土PE競爭力較弱，活躍的PE機構大多具有外資背景，如凱雷、高盛、摩根士丹利是純粹的外資機構，鼎暉、弘毅雖是中資機構，但它們募集的前幾期基金均為美元基金，投資人都來自于境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出現調整，增速放緩，直接導致中國PE1.0時代的終結，不過中國PE行業卻迅速找到了新的增長動力，即中國資本市場改革所帶來的企業大規模上市機會。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PE機構挖掘Pre-IPO(上市前投資)的制度紅利，使整個行業出現新一輪快速增長。

　　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的啟動，讓A股市場于2006年末基本完成這項任務而實現“全流通”，以及2009年創業板開啟，改變了PE以境外上市為主要退出方式，打通了PE機構投資企業境內上市退出的渠道。因為上市企業可以在二級市場上獲得可觀的流動性溢價，這個階段成功的PE機構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均十分敏感，不僅懂得尋找好的企業，還了解如何促成企業成功上市。

　　因此在PE2.0階段PE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即“2×2”模型：這一時期經濟增長速度變慢，企業的成長速度也相應放慢，但其中的優質企業仍能實現年均15%～20%的增長，在3～5年的投資周期內業績翻番;同時，制度紅利讓在A股市場上市企業的市盈率至少翻一番。比如創業板推行后第二年，創業板發行企業的平均市盈率達到了69.85倍，讓相關投資機構獲得了平均11.34倍的賬面回報。

　　PE2.0時代的雙因素模型較之PE1.0時代的單因素模型無疑更加復雜。在PE1.0時代， PE機構重點關注經濟和企業的基本面。而在PE2.0時代，PE機構除了把握實體經濟和實體企業，還須具備深度介入資本市場的能力，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規則。在這一階段，中國PE行業的競爭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更了解中國市場的本土PE機構開始嶄露頭角，同時寬松政策帶來充沛資金，新成立的本土PE機構如雨后春筍，投資數量和規模均快速增長。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優質民營企業大規模上市的時期。2008年，新上市公司中有PE/VC機構投資的僅為35家，而2011年達到171家，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不過這一增長勢頭到2012年左右開始減緩。隨著2012—2013年間證監會新政不斷出臺，IPO數量大幅下降，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走勢不及預期，PE機構的投資規模和回報率都出現了一定的下滑。由于PE機構和其他投資機構在幾年內不斷挖掘中國數十年來發展出的存量優質企業，這類優秀投資標的也變得越來越難尋找。在內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PE2.0時代逐漸進入尾聲，PE機構開始更多開展并購投資。2013年中國并購市場規模大幅擴張，全年VC/PE機構支持的并購金額達到2012年金額的6倍。PE機構涌入并購市場，尋找新的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