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動經濟增長：體制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并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年-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在大部分時間里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后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計劃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

　　在1996年-2000年的“九五”計劃期間，由于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可是到了2001年-2005年的“十五”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它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于是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熱潮。由于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也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不得不發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號召。

　　只要采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完全能夠避免。我認為，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是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考慮近期是否有回報，因為東西在那里，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資源有限，做了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在進行投資時就必須進行選擇。只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要吸取日本在這方面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后，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啟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正是大量無效投資，形成了后來大崩盤的基礎。

　　第二，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指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債務。目前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既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于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項決定應當盡快付諸實現。

　　第三，要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產給職工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尸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累，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這也是日本政府在經濟衰退中舉措失當留下的一個教訓。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以此來釋放風險，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導致大震。

　　第五，停止由政府出資兜底，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以免加大道德風險。

　　第六，努力盤活。由于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在全國各地形成的大批“死資產”，如“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等。雖然有一定的難度，還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以便降低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還應當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短期調節。

　　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逐步進入良性循環。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情況下需要采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采取措施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這種合意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