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溫州金融改革試點 要創新不要招安

　　十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向政府管制軌道回歸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次貸危機以來的4萬億元投資大部分都投向國有企業系統，加上部委與地方政府過度開發土地儲備，國有企業獲得特權經營，信貸規模、上市通道以及稅收安排等各種社會公共資源的全面配合，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進入發改委主導的新計劃經濟時代。

　　溫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出臺，是一個方向調整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金融改革發軔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第二屆中國金融年會上提出了以資本市場為突破口的“藍皮書”，期待在計劃管制的財政金融系統中撕開一角，不久就在配合物價改革和宏觀調控中無疾而終。

　　上世紀90年代初，以“聯辦”為代表的北京一批活躍的海歸金融人士，試圖在體制外獨立運作一個證券市場，這個“白皮書”的夢想，也在幾年后被整體納入嚴格的證券監管體系而成為歷史的記憶。

　　此后關于創建上海、天津等各地的金融中心的設計陸續出臺，但基本是表達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姿態，配合地方政府和城市開發的配套，與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關聯不大。

　　金融是制度安排，金融改革便是制度創新，不僅是強化地域集中、服務豐富、工具增加、激勵機制或政治級別的提高等技術層面的改善。

　　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溫州金融改革方案明確民間金融的合理性，同時將監管權力下放到地方，這是具有突破性的變化。

　　依筆者看，溫州金融的核心就是民間金融，溫州金融改革試點的意義就在于全國民間金融的發展。反之，如果將溫州金融改革視為國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傳統監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網打盡民間金融力量，這會成為一個更大的倒退。

　　溫州金融的民間性

　　溫州過去始終是計劃經濟社會中一個被忽視的小城，沒有多少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產業經營，這也就給改革開放后第一批試驗者提供了一個沒有歷史負擔和約束的飛地。溫州文化繼承了南宋永嘉學派一脈，主張“以利和義”、“道不離器”，重商重利。

　　這種務實精神和勤勉奮斗，造就溫州成為30年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影響的民營經濟中心。服裝、電器、貿易和五金制造業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國市場企業家的業態，不僅在中國獨占鰲頭，而且聲名遠播世界。

　　活躍的民間金融真正支撐了溫州民營經濟。一大批以擔保、抵押、保理、租賃、匯兌、結算服務、理財投資等金融中介業務見長的中小企業和個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個長久不散的民間金融生態圈。

　　盡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裝、批發、美容、地產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調，但他們積聚起來的巨量資本，卻有效地通過選擇最有能力的創業者和企業家，而投入到各個產業，推動溫州成為中國最有競爭活力的新興城市。肯定溫州民營企業和經濟，就必須肯定溫州的民間金融。

　　溫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其民間性，民間資金、民間借貸、民間管理、行業自律。鑒于相對規模小，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短期融資和增值服務，這是彌補主流金融業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堅持溫州金融的民間性，才是此次溫州金融改革成敗的試金石。

　　長期以來，民間金融被嚴重妖魔化，高利貸、非法集資、洗錢、地下錢莊等詞匯習慣地與民間金融畫等號，涉及民間金融的機構和個人動輒得咎，戰戰兢兢。

　　事實上，那些積極、創新的民間金融不過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

　　盡管溫州出現過一些商業欺詐和信用危機,但與同期國有金融系統出現的更為嚴重的欺詐和技術破產一樣,民間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終是積極的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