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央行行長周小川：中國經濟增長有助于全球復蘇

　　和上周華盛頓陰霾多于陽光的天氣相呼應，2011年世行-IMF的秋季年會彌漫著晦暗和悲觀的氣氛。隨著全球經濟展望被調低，歐洲主權債和銀行的雙重惡化，市場再次經歷驚險動蕩，美國國債收益率再創新低——按照IMF總裁拉加德的話說，世界經濟正處于“非常危險的時點”。

　　金磚國家，尤其是相對增長依舊強勁的中國，能否力挽狂瀾，如何扮演積極角色，成為年會的重要主題之一。圍繞中國在“救助”歐洲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外儲投資多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在異常緊張的日程中，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采訪。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維持在8%~10%的水平，總體而言就有助于世界經濟復蘇；而中國的進口和對外投資，亦有助于全球對抗危機和共克時艱。至于金磚國家“對治”歐元區危機的選擇，各種方案都在權衡考慮之中，如何取舍還有賴于歐元區的下一步選擇。

　　共治危機 

　　第一財經日報：金磚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這兩天就歐元區危機進行了專門討論。會后金磚國家表示，若有必要，會攜手行動，來幫助歐洲走出危機。目前來看，金磚國家出手援助主要有四種選擇：向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注資；通過新借款協議（NAB，New Agreement of Borrowing）向IMF提供救助資金；向歐洲的銀行注入資本；直接購買歐元區主權債。從金磚國家，尤其是從中國的角度看，哪些選擇更可行？哪些選擇需要被避免？

　　周小川：第一步要看歐元區國家，是否能夠落實7月21日歐盟峰會的決議，目前有的國家還在討論，要通過一些程序來實施這個決定。

　　在此之前，我們可以研究，但說下一步怎么辦還為時過早。這涉及到EFSF的作用問題。有人提出，EFSF的規模是不是需要更大一些，這還需要歐盟和歐元區的國家來研究。

　　IMF本身有不少資源，比如通過其份額機制增加資金，也包括通過NAB。對于這些資源的使用，需要充分研究，當然也需要前提條件。首先要看歐洲的選擇和決策。因此，你說的幾種方案可能性都存在，目前需要做的是充分的研究和準備。

　　日報：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外儲投資多元化？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比美國的形勢更糟，如何看待多元化的風險？

　　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始終按照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經營管理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運用組合投資最優化模型合理配置外匯儲備的幣種、產品、行業、地域等投資結構，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對特定數額的外匯儲備進行優化管理在技術上并不是很大的難題，額外的困難來自外部條件的過度波動和不確定性。

　　總體而言，多元化會減少風險。多元化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是不一致的，東方不亮西方亮，鑒于這樣的考慮，用多元化來降低風險。但在危機的時候，也有一些同步的、共同的東西。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資產、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國別和貨幣，總體來講是互補的關系。因此多元化還是減少風險。

　　日報：今年IMF開始推出對五個國家/地區的“溢出報告（Spillover report）”，對此如何評價？報告涉及到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而IMF對美國最近推出的“扭轉操作”報以積極評價。在全球經濟預期悲觀的情況下，在美國貨幣政策可能會推出更多的非常規政策的情況下，如何預期這些政策對中國和新興市場可能的影響？

　　周小川：IMF研究團隊作的溢出報告是一個積極嘗試。當然這些報告不可能完全精確，把未來的情況都計算在內，總體上來說，它揭示了在全球化過程中，幾個大的經濟體、區域之間的經濟影響的關聯度。當然，大國貨幣政策，尤其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會更大一點，大家也會密切關注。但中國是否要立即做出反應，還要取決于多種因素，要看多個方面。

　　中國議程

　　日報：IMF剛剛調低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包括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也開始放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其實面臨增長放緩和通脹的雙重風險。如何看待在通脹和增長之間的權衡？

　　周小川：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為應對危機沖擊，必須及時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即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恢復市場信心、推動經濟企穩回升。刺激政策可能會帶來一定的通脹風險，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應對危機是首要任務。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物價上行與此有關，也與其他因素比如國際流動性充裕、資本大量流入、國內農產品(14.40,0.00,0.00%)受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影響出現產量波動、勞動力成本趨升等因素有關。隨著經濟回升態勢不斷鞏固，我們將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及時轉向，將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我們不會采取可能引發“硬著陸”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是會通過在一段時間內讓政策逐步發揮效應去實現經濟“軟著陸”，同時注意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可持續增長。在中期內將物價目標設定在4%左右，就是為了實現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和物價基本穩定之間的平衡，同時也考慮到了改革轉軌期間貨幣化的需要，為理順價格體系留出適當空間。當然也要看到，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日益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國際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增大，國內經濟運行及其調控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大。

　　總的來看，當前所謂的貨幣明顯緊縮是個相對感覺的問題。一些人感覺貨幣條件比較緊，是與2009、2010年應對危機的特殊時期相比。實際上目前的貨幣信貸以及社會融資總量增速與危機前的正常時期是基本相當的。應當看到，這是貨幣政策由應對危機的特殊狀態向常態回歸的表現，兼顧了經濟正常發展和控制通脹的需求。

　　中國整體經濟趨勢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總體財政和貨幣政策基調不變，但同時也要警惕國際經濟出現意外和比預期更嚴重的問題，貨幣政策需要留有充分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的余地。

　　日報：如何看待地方融資平臺以及相關的銀行風險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周小川：在受到危機嚴重沖擊情況下，加大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是彌補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應當注意到，應對危機的一攬子措施包含了地方政府加快推進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如對基礎設施、公用設施和公共住房等加大投資。一些城市還彌補了城市建設中的歷史欠賬，比如推進棚戶區改造。大部分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項目都是有效益的，有現金流收入和自償性，或可以通過城鎮化的價值增值實現償還。還有一些公益性項目是由地方財政作了還款承諾的。總的來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現有法律環境下地方政府推動城鎮化發展的一種選擇。目前中國債務率并不算高，在可控范圍之內。當然，不排除某些項目有微觀上的風險，但并不會形成系統性的問題。

　　日報：作為全球在危機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宏觀審慎已被寫入“十二五”規劃，中國應建立怎樣的宏觀審慎框架？央行在其中如何定位？

　　周小川：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與核心內容。按照G20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國際清算銀行（BIS）、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形成了操作性政策框架。作為G20的重要成員，我們贊成危機后構建更為審慎的金融管理架構，并參與了國際金融改革和標準制定的有關工作，也正在著力加強和完善國內的宏觀審慎管理。從防范系統性風險和抑制金融體系順周期波動的角度出發，有必要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質量和資本充足率。應當注意到，中國由于率先復蘇，與西方國家所處的周期是有所不同的。中國的銀行體系當前不存在所謂惜貸，而是擴張偏多問題，實施更為審慎的標準更有利于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從而在長期內為私人部門提供更多的信貸支持。另外，人民銀行擬采取連續型系數法算出各商業銀行的系統重要性系數，使多數大中型銀行都需按宏觀審慎原則不同程度地加大緩沖資本，避免了陡壁效應。

　　日報：關于人民幣國際化，你的態度非常清晰，讓市場來決定。但人民幣國際化關系到中國的改革。中國學界對此的討論也比較多，例如匯率改革不到位使得大家更愿意持有人民幣，導致外匯儲備增加；也有人認為，利率市場化、匯率改革和資本項下可兌換，次序比較關鍵。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下一步金融改革，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和框架？

　　周小川：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曾講過改革的制度設計的問題，包括系統之間的配合關系和最優順序的問題。但現實比較復雜，雖然說起來有一種最優順序，但現實中不一定做得到，或者說有某種改革的順序安排從經濟的角度是最優的，但如果把政治的、社會的，還有人的思維演變過程都考慮進去的話，會更復雜。

　　從中國改革的經驗來看，改革往往都有爭議。有時候你看到的順序未必是最好的順序，但是事情也能做成，它有倒逼的作用。有的事本不應該先做，但是先做了，它就會逼著前面沒做好的事情加速完成。改革中間，很多事情，回想起來，都有這樣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