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節(jié)：通脹壓力走向長期化

　　伴隨著逆轉。

　　此前很多分析人士預期，由于翹尾因素和農產品價格回調，或會讓6月和7月CPI回落，但是更多的因素，已經使得中國通脹進入了長期化狀態(tài)，分析員們的預期只能成為錯覺。短短一年多時間，CPI數據快速的躥升也說明，這一趨勢愈發(fā)明顯。

　　此輪通脹，分析起來無外乎四大因素的交相復合：信貸投放的高增長，貨幣超發(fā)成為常態(tài)；食品價格受天氣和炒作因素影響上漲；服務業(yè)受人力成本和地租上漲出現通脹；生產要素價格改革帶來的能源、資源和公共費用價格的上漲。

　　前兩者本來屬于推動物價的短期性因素，通過及時有效的貨幣緊縮、優(yōu)化農產品供求結構，一定程度上能夠化解通脹壓力的長期化。不過，由于貨幣緊縮的遲緩和治理農產品價格的舍本逐末，這兩個因素漸漸成為推升通脹的直接而長期性的因素。

　　后面兩者則一直就是長期性因素。隨著人口紅利期窗口的關閉，房價居高不下，服務業(yè)通脹理所當然，現在不過是剛剛呈現苗頭，彌補過往低廉的服務業(yè)薪資和利潤水平而已。生產要素改革更是還未真正啟動，這些年來，迫于通脹失控的擔憂，從來未敢放開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當前，以能源、電力、勞動者工資等主體的要素價格，都還沒有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定價，人為壓低要素價格普遍存在。但這一過程只是時間問題，最終一定必須推進一系列的要素價格改革。而這些都是造成通脹壓力的長期性因素。

　　如此一來，本輪通脹就成為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交相復合型的產物，而且還伴隨著短期因素長期化，長期因素更加固的新特征。所以，中國通脹壓力很難在今年內見頂。而且如果不考慮經濟周期性回落和流動性的寬緊切換，單單考慮人口紅利的消失和要素價格改革，在未來三五年內，中國的平均通脹極有可能會從過往十年的的2%到3%，上升到4%到5%，“高增長、高通脹”成為常態(tài)。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如果收入增速能夠和通脹、GDP增速保持同步，那么高通脹也就沒那么可怕。當前的現實是，雖然我們的名義GDP動輒就兩位數高增長，負利率更是日趨嚴重，同時房價泡沫居高不下，如此環(huán)境，民眾生存自然倍感焦慮。在“十二五“規(guī)劃中，要求居民收入增長要與GDP同步，可是事實卻遠未實現這一美好愿望。

　　今年上半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僅僅維持著13.2%的名義增長，而與之對應的是GDP半年20萬億，稅收5萬億，分別保持著18.3%和29.6%的名義增長，GDP的實際增速也有9.6%。在“十二五”開局之年的上半年，包含著政治任務的收入增長計劃，就相差這么多，可以想見接下來完成實現收入增長的困難何其艱巨。

　　除了保證收入至少和GDP增速同步，更為重要的將長期化的通脹壓力消之于無形。

　　首先，當務之急是嚴格控制新增貸款規(guī)模，將廣義貨幣M2增速控制和GDP增速差不多的位置。本專欄此前已經論述過多次。

　　再者，承認貨幣政策已經犯錯的事實，通過提升基準利率，將貨幣環(huán)境正常化，才能真正打擊房地產泡沫，將地租型通脹降下來，同時切斷“資產泡沫—CPI通脹”的邏輯鏈條。否則，治理通脹很難有明顯效果。

　　最后，推進農村經濟改革和生產要素改革仍然是解決中國通脹一切問題的根本。防止農產品價格繼續(xù)飆漲，治本之策是加快農村經濟的振興，農田水利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紙面規(guī)劃上。只有農村經濟欣欣向榮，農產品價格才可能真正穩(wěn)定。而生產要素價格的長期行政管制，只能帶來這些市場的畸形，價格信號完全失靈。雖然短期內似乎摁住了通脹，但是卻成為通脹長期化趨勢的罪魁。

　　不能再耽擱了。過去兩年，相關政策的滯后，加上通脹治理過于依賴行政手段，不敢對通脹進行動真格的打擊，才造成了今日通脹形勢愈發(fā)覆水難收的局面。如果此時還不能痛下重拳，仍由貨幣泛濫局面失控，改革進程停滯不前，通脹壓力就只會更加的肆無忌憚。到時候，治理成本，而隨后帶來的后果都將遠超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