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今年我們經濟所面臨的“三大壓力”

　　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運行模式和運行效率。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我們的這一轉型正處在全球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刻，很多“不確定性”、內外利益協調的“復雜性”會嚴重影響到我們自己制定的“包容性增長”的戰略實施——比如，無論是提高“自身國力”和“發展主導權”所需要的企業自主創新、新型戰略性產業的扶持等方針，還是重視“民生、民富”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機制完善的問題，都離不開“破舊立新”后所需要的明顯的績效改善，因為大量國外經驗表明，在一個沒有增長保證(經濟發展的良好績效)的環境下要去推動結構調整是異常的困難——這主要是在于長期低增長所產生的人們對未來消極地預期特征會嚴重抑制他們配合結構調整所應該增加的投資和消費行為!

　　但是，由于接下來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戰場會從經濟缺乏活力的歐美發達國家轉到經濟規模體龐大的、依然處于高增長、高儲蓄的中國等少數幾個新興市場國家，所以，上述提到的政府扶持經濟發展的政策組合就會因為外部強大的沖擊和由于我們自身制度體系還不完善的缺陷所可能造成的進一步放大“沖擊”的副作用等因素而凸現出各種政府調控上的難度和變數!比如，今天在人民幣升值加速而結構調整效果還不明顯的環境下，中國經濟“虛火旺、實火弱”的現象十分突出。“乘虛而入”的國際熱錢，和不斷集中到金融市場的大量“閑置中”的產業資本以及通脹預期下坐立不安的消費者的儲蓄資金攪合在一起，推高了國內目前通脹和資產泡沫膨脹的壓力，使得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拳的力度不得不一再加馬，這樣一系列“對沖”外部壓力的猛藥，反過來又會加大我們自己按照十二五規劃推進的結構調整的成本和保證改革順利進行所需要的維持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的壓力。為此，在新年的開始之際，我想根據自己這一階段研究的一些初步體會，梳理出“三大”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內外壓力”問題，即來自國際貨幣體系“動蕩”的壓力，產業資本“虛擬化”的壓力和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壓力等，以便我們社會上下能達成共識，做到齊心協力、有的放矢、沉著應對的效果。

　　首先，最大的外部壓力是金融大海嘯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隨著美國政府“國家利益至上”的寬松量化貨幣政策和美國經濟實力依然表現出疲軟、不確定的惡劣狀況不斷變得“長期化”的時候而開始越來越明顯的在發生可怕的“裂變”：全球金融資本已開始不安心將自己的財富在繼續放在一個沒有“貨幣錨”(美元放水引起的價值疲軟的特征)支撐的金融資產中，甚至避險時所需要的美國國債持有量最近也在被市場大量地減持，其中，有很多金融資本從理論上講早應該在這場泡沫經濟看似崩潰的“大洗盤”中銷聲匿跡，可是因為歐美政府(受到影響的其他國家也一樣)擔心經濟硬著陸給自己政權穩定所造成的壓力而不得不花血本去救助這些金融資本，最后讓我們看到今天這些復活的流動性，請注意是“存量”復活，而可能不一定是目前被社會指責的歐美政府所做的那些數量有限的貨幣增量超發的行為，變得肆無忌憚，他們流出美國，就給我們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比如，由此產生的美元大幅持續貶值的現象會“沖洗掉”美國對華債務的價值和增加我們對新近出口投資所帶來的美元頭寸增加的管理成本。而且，美元價值持續下探，使得我們匯率升值的相對尺度就變得越來越難把握，今年廣交會和許多商業論壇召開之際，我們已經注意到進出口企業很難下單的傾向。以前所說的企業自身具有應對匯率升值的調整能力也在大打折扣。另外，美元疲軟不僅出現了黃金高位攀升的局面，而且，更讓我們焦慮的是，大量從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現在又開始去綁架工業生產的上游資源，這對我們目前以投資為主創造財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成本開始變得越來越高，不知不覺我們又會注意到干主營業務的企業變得越來越少了，中國產品的“信價比”優勢“被”人為的打壓了。請注意，中國的貿易結構提醒我們：我們出口減少的同時進口也會隨之減少。而中美貿易不平衡、或美國貿易逆差格局——只要美國的消費方式和投資方式從根本上不改變——就并不會發生多大的實質性的變化!除了實體經濟面的負面影響外，流出歐美市場的大量資金，再加上現在資金借貸成本因為歐美利率這么低會變得越來越小，今后流出的資金規模只要不發生突發事件也就會變得越來越多，他們選擇流到的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高儲蓄、高增長、甚至市場低效率而不斷變得高開放的新興市場國家!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理所當然就成為了這一輪全球金融資本首選的對象，它們的到來，已經造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這類特征的國家投機行為猖獗——被光顧的資源型產品市場價格不斷高企，而有些國家和地區至今為止樓市或股市還在脫離基本面的飛漲。所以，中國宏觀調控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周小川最近的“池子”論就是一個突出的表現。很多日本的學者至今為止還耿耿于懷，認為美國當年“強逼”日元升值從而導致日本(有競爭力的)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化的“陽謀”，實際上就是美國“擠出”自己的競爭對手所采用的最毒辣的一著“讓你瘋狂”的戰術。2010年初歐元的悲慘命運可能也是如出一轍。{page_break}

　　總之，我們要思考美國暫時放棄“貨幣錨”功能給中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在內的“以我為主”的應對策略。否則，我們盲目被動的迎戰最后也會讓美國逼到像日本當年那樣的“瘋狂”地步。

　　其次，目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問題(美國的通縮問題也是一樣)和以前中國歷次所遇到的通脹問題性質上不完全一樣，比如，90年代初期是因為短缺經濟造成的，前兩年通脹是經濟過熱造成的，而今年我們遇到的壓力是增加了新的內容：由于經濟復蘇和經濟發展主要是靠政府在積極推動，所以，大量產業資本，尤其是民營資本因為今天擅長做生意的國際舞臺并沒有重新開張，而新的舞臺又沒有機會和條件去發揮能力，從而不得不被迫“閑置”了下來，另一方面，國企和央企雖然沒有流動性的約束但由于追求商業利潤的動機不亞于民營資本，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像民營資本那樣，“很干脆地”成批成批向金融資本轉變，但是它們的資金規模和民營資本不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所以，在金融市場上屢屢打“擦邊球”的投機行為(常常被包裝)給中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不會比民營資本小。所以，盡快改變中國經濟目前政府“輸血型”的經濟發展的支撐方式，并且，早日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建設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務等措施來打造出市場自身“造血型”的經濟發展活力，這是從根本上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性通脹的關鍵要素。否則，按照以往常規性的治理通脹的方式可能會產生很大的負面作用，甚至因為政府干預過度所引起的市場活力的長期缺失和政府不斷龐大的財政負擔而讓我們可持續發展模式的確立成本變得越來越大，今后宏觀經濟大幅波動的風險也會越積越大(近期股市“持續低迷”的表現和實體經濟缺乏“市場活力”可能有很大的關系，否則，社會資金那么充裕，市場沒有不“漲”的理由)。

　　第三，美國這場金融大海嘯和全球政府的救市方式讓區域之間、產業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雖然各國程度上各有差異，形成機理也大不相同，但是，這讓政府修復經濟創傷的社會基礎變得非常脆弱。無論是美國的醫療改革制度，還是日本的社會福利機制的改革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礙，更談不上現在靠這種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來提振國內的消費需求。中國更是不例外，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扶持、階層之間收入再分配機制的改革和調整等都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程，不僅需要時間，而且更需要智慧和理念上的創新意識。但是，如果現在不能及時找到一個有效的治理方式，那么，中國經濟改革的內部壓力就會隨著越來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而變得越來越大。比如，因為財富更向資本的擁有者集中，所以，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干實業的人才和資本就會變得越來越稀缺，越來越昂貴，而且，同甘共苦、奮發向上的企業家倫理和精神就會變得越來越扭曲。為了盡快形成致富所需的“資本”，人們會拼命儲蓄(包括金融投資)，急功近利，甚至有些官員鋌而走險，貪污腐敗，不法分子也會喪心病狂、謀財害命。總之，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不能簡單地看作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貨幣分配多少的問題——當然，今天連最基本同工同酬，多勞多得的制度保障體系在某些地方也沒有完全構建起來，這確實讓民眾對此問題表現出很大的不滿情緒，從最近網民和溫總理的對話中也能看出這樣的傾向。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今天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更多地是反映在機會的不平等問題上，因為是特殊身分、因為家里有錢，而讓很多有能力的年輕人才被“擠出”了靠自己能力致富的正常軌道。所以，我們在十二五期間，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標，就應該迅速拿出一套綜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有效措施，而它可能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倫理等各個相關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