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藥企青睞之地：愛爾蘭“閉環”是如何煉成的？

過去十年，愛爾蘭在新的生物制藥生產設施上投資了100億歐元，由此不斷豐富和鞏固起來的產業鏈，讓這個遠在北大西洋東北岸的小小島國，在未來十年的全球生物技術浪潮中穩住航向。

愛爾蘭投資發展局（IDA Ireland）是這艘船的掌舵者。

一個IDA喜歡講述的數據是：愛爾蘭是全球范圍內傳統生物制藥制造業的首選地點之一，全球10大制藥、13大醫療器械公司都在愛爾蘭設有生產基地。吸引力來自于多重因素，包括監管、低稅收、地緣優勢、人才儲備庫和醫藥產業鏈等，環環相扣構成了愛爾蘭醫藥生態系統。

背后更是愛爾蘭強大的政府推手效應的體現：自1949年IDA成型至今70年，從對愛爾蘭出口導向型行業和企業進行鼓勵和支持，到高度聚焦外商直接投資（FDI）業務，目前有將近23萬愛爾蘭人被跨國公司雇傭，創紀錄的公司稅收中約三分之二也可歸因于FDI，IDA的客戶約占愛爾蘭總出口額的67％，2017年制藥和化工出口額占比達到24%。

“1958年，丹麥利奧制藥公司來到愛爾蘭，這是第一家在愛爾蘭進行外商投資的公司，自此之后FDI不斷發展。”IDA生物制藥與食品負責人Tommy Fanning上個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們有全球十強制藥企業的生產基地，主要與開展國際業務的跨國公司打交道。其他國家也會有一些吸引外商投資的機構，但是沒有專門負責醫藥產業的部門。這是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重要差別。”

愛爾蘭從來不是全球醫藥產業鏈上的研發中心，但卻是制造上強有力的一環。“愛爾蘭是過程開發最強而不是產品研發最強。我們醫藥工業從小分子開始發展、到現在大分子生物制藥，再為未來基因療法做準備。”Tommy總結，“愛爾蘭的工廠一直非常擅長在最短的時間里將產品商業化，這就是愛爾蘭最大的優勢。”

高度依賴FDI

愛爾蘭是一個只有不到500萬人口、國土面積只有7萬平方公里的島國。與此同時，擁有背靠歐洲大陸、面朝北美市場的地緣優勢紅利，愛爾蘭是歐元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顯示，2018年愛爾蘭GDP增速達到6.8%。

愛爾蘭經濟高度依賴于外國直接投資（FDI），將其深深嵌入全球價值鏈中。最明顯的影響之一是其創造的就業機會：據IDA數據，10個新就業機會中有8個來自于FDI。

許多跨國公司進入愛爾蘭數十年，已成為其社區的一部分。2017年，跨國公司在愛爾蘭直接支出192億歐元，其中薪資支出117億歐元，外加資本投入57億歐元。

同時這些國家也成為愛爾蘭的重要出口國，2017年IDA客戶占總出口的67％，主要市場是歐盟和美國，主要出口領域是醫藥化工、電子服務、商業服務、金融服務與保險、食物和飲料、醫療設備。

從第一產業發達的農牧業大國到現在金融、科技和醫藥并行發展，暗含著愛爾蘭政府對于其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導向，這直接的推手就是IDA的成立。IDA成型于1949年，一開始隸屬愛爾蘭工商部，最初職責是對愛爾蘭出口導向型行業和企業進行激勵、支持、發展，覆蓋了本地投資、外商投資及創業公司。在當時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和進口限制的大背景下，這項工作是反其道而行之。

1958年，政策變更。經由《經濟擴張第一計劃》促成，旨在實現愛爾蘭的經濟擴張，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出口貿易。1969年，IDA成為一家具有自主權的國家贊助機構。1973年，愛爾蘭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國，也就是后來的歐盟。1994年，根據政府評審后，投資發展局分解成三個獨立機構，并專注于提升和發展愛爾蘭的高質量外商直接投資。

從2015-2019年，IDA設定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資計劃。在其70周年成立之際，愛爾蘭商務、企業和創新部長Heather Humphreys宣布，2018年IDA吸引了265筆投資，171筆來自北美（+7%），70筆來自歐洲（+25%），24筆投資來自于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增長市場（+14%）。FDI為愛爾蘭帶來就業崗位229057個，同比增長19%；同時也是愛爾蘭稅收的主要來源，占公司稅收的66％。

反過來，這也是最初跨國藥企選擇愛爾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12.5%的企業所得稅，這是愛爾蘭作為一個利商政府開出的最具誘惑力的條件。同樣是所得稅在新加坡為17%，在歐洲境內也很有競爭力：捷克、波蘭、英國為19%，芬蘭、冰島、俄羅斯為20%，丹麥、挪威22%，荷蘭、奧地利、西班牙為25%，德國和法國分別高達30%和31%。此外，所有合格的研發支出都可以在贈款基礎上獲得25％的研發稅收抵免。

人才閉環

IDA通過專業咨詢和增值服務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愛爾蘭，而最初因為稅收優惠進入愛爾蘭的跨國企業們，也為IDA重點關注的領域如生物醫藥、金融服務和信息通訊等產業鏈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但要留下和持續吸引這些千里、萬里迢迢之外的資金，僅僅靠稅收優惠還不夠。

“愛爾蘭做了大量的工作試圖為跨國公司提供適宜的基礎設施；這些公司還需要穩定的交易環境，特別是在目前全球環境有很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IDA增長市場（包括中國）負責人Andrew Vogelaar10月底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教育系統上投入巨大，自由和開放的系統、生命科學課程對很多想進入制藥行業的人提供了選擇，同時企業們也知道從哪里找到對應的人才。”

IDA認為，教育系統和畢業生的質量是愛爾蘭對FDI吸引力的主要部分，與過去十年相比，2018-2027年計劃的高等教育資本預算幾乎翻了三倍。而在IDA所支持的公司總就業中，制藥是最大的領域，2018年共有29989人，同比增長6.6%。

任何創新過程背后的根本動力是與之相關的人為因素。為了促進生物制藥投資，2011年愛爾蘭政府與IDA投資建立了培養生物技術人才的國家機構NIBRT。

“Nibrt成立的起因是在2000年之后，很多大型醫藥企業與IDA進行合作，生物制藥在愛爾蘭成為了主流企業類型。如果愛爾蘭想擁有自己的醫藥制造業，就需要保證不斷提供這方面的人才。”Nibrt項目主管Killian O’Driscoll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介紹，IDA在成立之初投入了資金，“我們是由政府、行業和大學組成的聯盟，2009年開始設計和建立，2011年正式運營。現在已經找到運營模式，成為自給自足的商業性組織。”

據Killian出示的數據，2018年，Nibrt共培訓4300名學員，18200個學習日，完成100多門課程。“最受歡迎的是生物制藥入門介紹課程，每個月都有，參與培訓人員背景從制藥、金融和商業都有。”Nibrt本身有70名雇員，同時與大學之間進行合作。事實上，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上個月在愛爾蘭走訪時看到，Nibrt就坐落在國立都柏林大學邊上。

培訓費用即Nibrt的營收大部分來源于藥企，Killian表示，“也有學生自費參加培訓，比如需要參與碩士課程的學生。大概60%課程是為企業定制的個性化培訓，我們也會對本科生、碩士等進行一些培訓項目。一般一天的全部訓練課程的總價是700歐。”

Nibrt出示的數據顯示，從2016年至2020年，愛爾蘭制藥行業將有8200個潛在的職位空缺，需求的職業包括生物制藥工程師、科學家、檢驗和維護、商業技能。一份《生物制藥產能和生產年度報告和調查》顯示，到2021年可能造成生物制藥發展受限的因素分別為產能受限（60%）、藥品審評審批（37.1%）、無法雇用經驗豐富的新技術和生產人員（30.7%）、無法留住技術人員（29.3%）、無法雇傭經驗豐富的新研發人才（25%）、缺乏監管人員（10.7%）等。

“我們在全球開展業務，國際客戶占比90%，也有線上培訓課程。”Killian介紹了一項與廣州市政府的培訓合作項目，“也有在韓國、澳大利亞、美國的業務，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進行培訓。下一步我們會開始細胞和基因治療的項目，關于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更好地投入生產方面的培訓，我們仍在探討階段，需要很高的水準，但也是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需要有人監督，也需要擁有高技能的培訓人員。”

許多藥企人士在受訪時提及這一點。瑞士制藥巨頭諾華是最早一批在愛爾蘭設廠的跨國藥企之一。10月底，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造訪了諾華位于愛爾蘭第二大城市科克的生產基地Novartis Ringaskiddy Limited（NRL），它曾經屬于諾華的前身山德士（Sandoz）。

“我們身處在大量同行所組成的強大的團體之中，很容易進行人才共享。”Novartis Ringaskiddy總經理Shane Relihan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在過去二十年中，有很多醫藥公司在愛爾蘭成長和發展，很多畢業生選擇這樣的公司并不斷發展職業生涯，你會發現在世界各地的跨國藥企中有很多愛爾蘭人。”

這個系統里還有一環是產學研之間的轉化，為此愛爾蘭在2004年成立了Tyndall研究中心，依托于科克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Cork），旨在支持工業界和學術界將研究推向市場。在走訪期間，Tyndall戰略業務發展高級主管Carlo Webster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展示了一個在生物制藥反應罐中使用的監測儀器，“生物制藥的過程是非常不穩定的，我們希望將它推向市場，此前沒有類似的產品。”

風險與平衡

IDA在制定下一個五年計劃時指出，近年來各行各業的快速變革讓越來越多的職位對雇員綜合素養和專業技術的要求不斷提高，低技能崗位數量正逐漸減少。該趨勢主要由科技變革、成本競爭力以及監管水平的提高來驅動。

回到開始，愛爾蘭近十年來100億歐元的投資背后是不斷增長的生物制藥市場需求，2015年，愛爾蘭的生物制藥出口額為540億歐元，是世界第七大醫藥及制藥產品出口國。

根據EvaluatePharma的數據，從2010年到2024年，生物科技在全球處方藥和非處方藥銷售額中占比將從18%增至32%，營收從1290億美元增長至3880億美元。在全球銷售額前100位的藥品中，到2024年，生物藥將與小分子藥物打成平手，營收分別為1780億美元和1790億美元，占比對半開。

這意味著對全球生物制藥生產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Killian認為生物制藥技能的短缺正在變得更加嚴重，包括全球對生產能力的需求增加，主要是單克隆抗體；對制造新的治療方式（例如細胞和基因療法）的新興需求；先進制造技術的多樣化（例如數字化和數據分析）；生物制藥生產所需的技能越來越復雜，人才發展需要工業界、學術界和政府之間強有力的合作。

根據《CPhI年度行業報告2018》顯示，到2022年，全球對生物制藥的需求量預計將超過4300 kL，5年增長率將近14％（2017年為2300 kL）；到2022年，產能分布將更多地轉向CMO（21％）和混合型公司（14％），而不再是自建工廠（65％）。

另一方面，由于高度依賴FDI，一旦全球形勢動蕩，累及愛爾蘭的經濟體系范圍過大、風險過高。

“我們需要多樣化的投資，需要從亞太贏取更多的業務，比如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為此我們成立了新的團隊來負責歐洲和美國以外的所有地區。”Andrew解釋了FDI地域多元化對于愛爾蘭的重要性，“與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間保持好的發展關系是非常重要的。盡管有一些不確定性，但愛爾蘭可以擔當起兩國之間的橋梁作用。正如有一些美國公司會把愛爾蘭作為進軍中國市場的跳板，也有一些中國公司會通過愛爾蘭在美國上市等。”

眼前的另一項外部風險因素來源于英國脫歐，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持續不確定性，包括英國脫歐和主要貿易集團之間貿易保護主義情緒的提高，可能會影響2019年的投資決策以及顛覆性技術的影響。

英國脫歐預測將對愛爾蘭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減緩愛爾蘭經濟增長速度。但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走訪中，很多人提到這對愛爾蘭也是另一個發展機會。英國脫歐之后，愛爾蘭將成為歐盟唯一使用英語為母語的國家，IDA方面認為，諸多企業為繼續服務歐盟客戶重新進行選址考量，愛爾蘭隨之成為一大熱門選址。截至目前，已經有超過80個與脫歐有關投資項目在愛爾蘭獲得批準，并產生5300個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