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ka（只露眼睛的罩袍）不是個宗教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自由與女性尊嚴的問題。它不是一種宗教的象征，而是屈從與貶低的象征。我想鄭重地表示，全身罩袍在法國不受歡迎。在我們國家，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將女性囚禁在一道屏障背后，割斷她的一切社會生活，剝奪她的所有身份的做法。這不符合我們觀念中的自由。”

　　在第一次向法國議會兩院發(fā)表國情咨文時，尼古拉·薩科齊作了以上表態(tài)，博得如雷的掌聲。絕大多數(shù)法國人無疑都同意這段話中的每一個字。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個問題在法國超越了所有黨派的分界線。“平等且世俗”的共和原則已經深植于法國人心中，左右兩翼都將它奉為圭臬。

　　對于像我這樣的堅定左派來說，捍衛(wèi)世俗主義是保障文化多樣性和國家凝聚力的唯一途徑。不過，當我乘坐“歐洲之星”列車抵達倫敦之后，卻發(fā)現(xiàn)英國人根本不以為然。令我駭然的是，我的自由派- 左翼英國朋友認為，這種想法更接近極右翼的立場。

　　那么，薩科齊的演講是否意味，法國即將禁止公民穿全身罩袍上街？不大可能。他的話應當被看作一種政治手法：他想讓他的黨放心，自己仍忠于法蘭西共和國的理想，同時也借此讓左翼的處境更加尷尬。

　　挑起對宗教符號的大辯論，是薩科齊的慣用手法之一。他不斷用呼吁改革的新論戰(zhàn)、新理念來填滿公眾議程，使全國永遠處于一種癲狂、激動的狀態(tài)，其結果是弄得法國人既疲憊，又存有戒心。薩科齊的執(zhí)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雖然表現(xiàn)不錯，但仍舊不得民心。在經濟前景黯淡、工薪族滿腹怨言的形勢下，薩科齊急于重新吸引全國的注意力。全身罩袍之類明顯的宗教符號，其實早在2004 年就被禁止進入公立學校了。在醫(yī)院、市政廳等所有公眾場所，職員均不得穿戴頭巾或罩袍，病人或機構成員也被告知必須將這些取下。

　　2004 年的禁令之所以能通過，是因為以若斯潘為首的社會黨**在執(zhí)政期間采取了放任態(tài)度，導致一些學生戴頭巾上學，從而引發(fā)了一場全國性大爭論，直到新法律最終落實了共和原則。

　　這種論戰(zhàn)的再次發(fā)生顯示，法國世俗主義的生命力仍非常強盛。在這個擁有歐洲最多穆斯林和猶太人口的大國，這一傳統(tǒng)使人們在辯論時并不回避對抗。

　　類似辯論在英國不大可能發(fā)生。2006年，當時任內務大臣的杰克·斯特勞表示，罩袍和面罩是“分離與差異的看得見聲明”，并禮貌地建議他選區(qū)的婦女在看病時除去這些之后，立即激起伊斯蘭教團體和英國自由派- 左翼的憤怒聲討。

　　在法國人看來，英國人對極端主義的容忍不僅天真，而且危險，必將帶來矛盾、分化和痛苦自省。不久前，關于英國國民特性的大討論在法國也不可能發(fā)生，因為兩個世紀以來，革命和共和已經為法國提供了民族團結的凝合劑，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身份感。英國對政治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容忍，往往讓法國人既困惑，又著迷。第一次訪英的法國游客會驚異于萬花筒般的倫敦：各種少數(shù)民族身著宗教和傳統(tǒng)服裝，與朋克、半裸者相安無事地過日子。

　　這些游客隨后可能發(fā)現(xiàn)，這種和平共處的代價，是必須以文化差異的名義，不斷就各族群的特定權利進行討價還價。在法國，公共泳池永遠不可能為滿足某些少數(shù)民族的要求，設立女性的專用時段。一切公共空間都必須用于公民的自由互動，法律則致力于消除分隔公民的所有差異和障礙。

　　而在英國人看來，法國的平等與世俗原則經常被誤讀，過于武斷或帶有偏見。但批評者似乎不理解一點：世俗主義是中性的，國家不特別偏袒某種宗教，而是一視同仁地保護，通過確保沒有任何宗教會占據(jù)上風，來保障文化與宗教的多樣化。法英能夠互相學習嗎？法國當然可以嘗試英式的寬容，英國也不妨在裁定各族群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時多一些決斷。不過，兩種體系都形成于不同的傳統(tǒng)和歷史，我們只能不斷驚嘆于對方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方式。兩者都在努力與少數(shù)族群日益增長的自信保持同步。